16日，以色列军方人员阻止记者（左）进入敏感地区采访。

    专家名单：

    马晓霖：中国中东学会理事；博联社创始人、总裁；曾为新华社加沙分社首席记者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点睛语

    马晓霖：

    2001年夏天，负责以色列航班安全检查的国内情报总局（辛贝特）人员也曾以安检为名，粗暴地弄坏我的照相机，其实就是给我“穿小鞋”，因为我从加沙报道了太多真相，以色列方面从报道本身挑不出毛病，就变相给我施加压力。

    此事事后引起过新华社的抗议，以色列使馆也为此作了道歉。

　　点睛语

    董天策：

    以色列的策略就是严格控制新闻报道，因为一旦出现平民伤亡，外国媒体的报道肯定会让以色列招致更多谴责。以色列一直宣扬这场加沙之战的“正义性”，但以色列不允许外国记者到冲突第一线，这肯定会让战争的“正义性”受到广泛质疑，因为这从逻辑上无法说通。

　　Q&A

    广州日报：以色列如此严格控制外国媒体的报道，目的何在？

    马晓霖：以色列也清楚战争是残酷的，担心出现过多的平民伤亡报道会影响以色列的国际形象。此外，以色列也不希望国际媒体正面报道哈马斯武装的军事行动，助长对方的士气。

    以色列允许记者前往以遭受哈马斯火箭弹袭击处采访，希望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受害者的面孔。

    不过，以色列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弊端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外国记者无法进入加沙，媒体只能在加沙聘请当地人作为自己的报道员，这些报道员由于自身的立场和感情，在报道时肯定会替巴勒斯坦说话，肯定会凸显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又反过来造成以色列的被动。国际舆论普遍抱怨，对加沙战地的真相了解不够充分，缺乏伤亡、画面和数字背后的实际情况。

    董天策：以色列的策略就是严格控制新闻报道，因为一旦出现平民的伤亡，外国媒体的报道肯定会让以色列招致更多的谴责，与其这样，不如变被动为主动。但是，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以色列一直宣扬这场加沙之战的“正义性”，但以色列又不允许外国记者到冲突的第一线，这肯定会让战争的“正义性”受到广泛质疑，因为这从逻辑上无法说通。

    现在有外国媒体说以色列正在成为媒体战的输家。我倒不这样认为，以色列不能及时向媒体提供信息，这当然会影响以色列的国家形象，但是巴以问题实在太复杂，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很难简单地用“输家”、“赢家”这种说法来评价这场公关战。

    1月18日，在加沙城东部，一名孩子被埋在废墟中。哈马斯官员艾曼·塔哈１８日宣布，巴勒斯坦武装派别从宣布之时起停火一周，要求以色列军队在此期间撤出加沙地带。 新华社记者纳赛尔摄

    Q&A

    广州日报：以色列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的20多天以来，一直对新闻记者采取管制措施，外国记者根本无法进入加沙报道。您是如何看待以色列的这一做法？

    马晓霖：这种做法也是以色列的老套路。尽管以色列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国内的新闻报道非常自由，但是以色列政府在战时新闻报道方面的管制一直非常严格，以色列轻易不放外国记者进入加沙。

    以前，外国记者要进入战区，必须和以色列方面签订生死状才能获准进入。这样做，看似为了让以色列免去新闻记者伤亡的法律责任，客观上也阻拦了不少记者前往一线报道巴以冲突。另外，很多情况下，以军在夜间发动袭击，包含了回避媒体监督的意蕴。我1999年初赴巴勒斯坦开设新华社加沙分社，成为当时全球媒体中唯一常驻加沙达3年之久的非阿拉伯记者。

    以色列的加沙之战本身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新闻管制之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想在新闻报道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比较困难。为了阻止对手传播自己的声音，以色列经常通过技术手段，干扰加沙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插播自己的宣传内容，最近还袭击各家媒体集中办公的建筑，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媒体封锁手段。

    另一个方面，以色列充分发动自己的宣传攻势，调动了所有的发布渠道强化自己的声音和立场，比如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驻外使领馆等，都非常活跃，成为战时媒体明星。

    以色列在这一轮的加沙行动中做到军事行动与大规模全球“媒体公关战”同步进行。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以色列甚至把公关战场搬到了著名的YouTube网站，有选择地通过发布视频展示以军的精确打击战果，化解国际舆论关于其滥用武力的压力。对身在以色列的各国记者，只要他们不要求进入加沙，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

    董天策：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采取信息控制和新闻封锁的做法，也在情理之中。目前这个阶段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时期，是战争状态。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非常时期都会采取新闻审查的做法。以色列通过官方渠道，如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外界通报最新动态。

    以色列这么做也是吸取了前两年的教训。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冲突时，媒体全程报道，以色列本国媒体更在揭露以军高层和政府决策、行动失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报道最终迫使以方开展相关调查，以平息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