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对拉萨暴力事件的报道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令我们吃惊，他们制造出来的、反过来又赖以生存的舆论环境，同样令我们吃惊。一些西方记者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显然主导了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但另一方面，受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也在影响着报道的倾向。而解决后一个问题，比让个别西方媒体人少骂几句中国要难得多。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以偏概全的涉华报道，使西方受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严重失真。当受众接受到很多不真实或带有偏见的信息，也就不大容易接受更为正面，或者是更为全面、客观的信息。受众的这种信息选择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媒体不得不更多地报道负面新闻，也给某些有意诬蔑中国的人提供了条件。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并不断加剧着中国形象的扭曲。

    在一个多媒体激烈竞争的时代，媒体既可以引导受众，但往往也只能在受众的价值取向的环境中求得生存。按照传播学议题设置的理论，媒体可以通过选择话题来影响受众，但对于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受众心理，议题设置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美国学者艾英戈和金德就通过调查发现，电视新闻所做的，只是改变美国人对于一系列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且前提是这些问题对公众来说都得是合情合理的。

    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合情合理”。比如，对于西藏问题，相当多的西方民众接触的信息都来自于西方的书籍或报章，这些信息大多没有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对西藏的历史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多有扭曲。这就造成了很多西方人对西藏问题有很深的偏见。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媒体最近对拉萨暴乱事件的报道中，有些记者会反复强调，这是一场“藏人”和“中国人”的冲突，而这样的描述也很容易让那些对西藏问题持有偏见的民众接受。

    从更深的心理层面来看，在不少西方民众对待中国的心态中，多多少少地还都有着一种传教士般的道德优越感，他们总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现在，他们忽然发现，一个东方大国完全没有按照西方所想象的方式，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起来。他们最难以接受的就是，这一切动摇了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而为了证实自己的价值观仍然是优越的，就必须设置对立面，必须去贬低别人。旅英华裔学者郑永年在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西方的这种‘道德优越’感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的感觉罢了。往往为了论证其行为的合理性，西方诉诸于把对方‘妖魔化’的手段。”

    当然，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之外，大多数西方人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但他们长期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无法理解中国的发展。在他们的心理预期中，像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价值观念不同的东方国家，这样一个没有按照西方既定模式发展起来的国家，很可能会对西方形成挑战。一些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才很容易接受那些把西藏、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连在一起的蛊惑。

    也正是为了满足受众这种带有偏见的需求，一些西方媒体和记者往往才会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以偏概全、捕风捉影，甚至造假的手法，而某些对中国发展不怀好意的人则会出于政治的需要，借机恶意编造新闻。虽然，一些西方有识之士看到了真实的一面，也愿意站出来讲述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中国，但未必会有媒体提供这样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舆论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虚假报道、恶意炒作还会不断加剧。要想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既要把矛头对准某些搞假新闻的西方媒体，揭露、批驳他们的不实报道及其真实用意，也需要通过更为长远的、多层次的沟通来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需要寻找共同点，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媒体借北京奥运会炒作中国话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大演习”。（作者丁刚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文刊于2004年4月25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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