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为其难：日本人如何研究中国_国际频道

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出于“西方一员”和“亚洲一员”的双重立场，既不满于美欧学者以“东方主义”观察和研究日本（比如鼓吹“日本异质论”），又在观察、研究中国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往往带着一种优越感，热衷于抓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表达中国“全体像”。

现在，日本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报道、评论可以说“无日不有”；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书名上没有“中国”字样而内容涉及中国的书）可以说“无周不出”；此外，大企业、大商社有关中国各个经济领域的报告，其资料之详尽，分析之细致，令人感到惊叹。

然而，如果以此证明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很深入、很有水平，那就大谬不然了。

最近，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日中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防卫大学校长）在一篇书评中，面对中国经济左右日本景气动向的程度越来越深的现状，提出“（日本人写的）有关中国经济的好书多吗？”的疑问，他接着提出自己的感觉是：“首先，充满数学公式的经济学书籍，笔者读不了。通讯报道式的采访中国经济的书读来轻松，但这些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庞大中国经济的实际，则令人感到茫然。有关中国经济各个专门领域的书，大多仅分析中国经济的一个局部，未能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全体像’”。

笔者也认为，所谓中国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透过现象抓本质，切中中国发展的特质，提示中国发展的“全体像”。如果对于中国经济“全体像”都不能提示，那么，要求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提示包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在内的整个中国“全体像”，就更加勉为其难了。

二战后开始建立研究机构

日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从日本的有关中国研究的组织机构可见一斑。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于１９４６年成立了战后最初的中国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所”，其后，又以该所为母体于１９５１年创设了“现代中国学会”。这两个组织主要由战前、战争期间在“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等为当时日本“国策”服务、从事所谓“支那研究”的研究者构成，不过在战后已不再是“国策研究”机构，在人事和资金方面基本上没有政府背景和支持，仅在创立之初从当时的“大东亚省”（外务省前身）获得１０万日元的援助金。由于“中国研究所”带有左翼色彩，因此无法与日本政府的“国策研究”挂上钩，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在经费方面自然受到很大制约。

１９５３年日本“亚细亚政经学会”（简称“亚政经”）成立。当时美军的占领期已结束，日本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与“中国研究所”不同的是，“亚政经”具有较明显的“国策研究”色彩，或多或少得到内阁官方调查室、外务省亚细亚局的资金支援，最初的理事会成员除研究人员外，也包括了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以及财界人士。“亚政经”成立后最关心的是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及亚洲研究的动向。

１９５７年，“亚政经”几名主要理事经由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的秘书牵线，在箱根与岸首相见面，提出了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建议。岸信介接受了这个建议，经通产省的批准于１９５８年设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简称“亚经研”）。“亚政经”和“亚经研”这两个组织原本要以“国策研究”作为发展方向，但随着１９６０年岸信介下台，两者尽管依然能得到日本政府和财界的资助，却未能起到直接参与日本政府的外交、安全、对外经援等政策制定的作用，与过去“满铁调查部”等“国策研究”机构相比，“亚政经”和“亚经研”的研究者可以相当自由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