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抹煞中国高校的贡献

    记者：对中国高等教育，你们就经常交锋。

    杨：是的。现在痛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他们的痛骂，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是有些道理，只是他们还没有想清楚。我说，中国最优秀的名校如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等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要来得大。我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稳定期，不像中国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艰难期，两个国家大学毕业生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影响力因此就不同了。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

    对于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政府都找我再三谈过，他们也虚心准备接受，有很多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这些不是只靠每年拨款几亿元、几年就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刚才你们(新加坡)教育部长问我，“北京的大学，最大的问题在哪？”我说，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老师太多了。一个系动不动就有200个老师，这都是从前永久聘约造成的，现在大家都同意要改，但是这么多人，哪里可以叫他明天不要来上班？这里面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现任政府能够立刻解决的。

    我对你们(新加坡)教育部长说，看北京的大学，一年的进步很少。如果放宽尺度，看5年、10年，进步就很大了。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历史包袱，中国需要时间去解决，新加坡历史短，没有太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中美关系是最关心的课题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盼？

    杨：前两天，你们的同事问我85岁了，对世界最关心什么？我说，中美关系是我最关心的课题。我在中国出生，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教育，近年来，我回到中国居住，我的父母亲是中国人。我在美国60年，三个孩子现在都住在美国，我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相当的认识、有深厚的感情，中美关系很自然是我最关心的课题。

    现在看，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内，不会出大问题，两国就算时有磨擦有冲突，却仍有种种必须合作的地方，我对这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乐观的。可是四五十年后，就不敢预料了。主要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到那时，因为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太大了，冲突会有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倾向。

   记者：您游走在中美两国，受东西方教育，怎样看中国、美国文化？

    杨：上星期我在香港向年轻人讲话，我推荐他们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沃森(James Watson)的著作《双螺旋》。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为什么美国今天的科技这么成功。整本书的弦外之音是“你不需要绝顶聪明，也不需要有精湛的学问，只要有相当的聪明、肯努力、还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就可以做出很重要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