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外交”是“返祖现象”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

    今年8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亚洲三国（印尼、印度和马来西亚）时曾鼓吹要开展“价值观外交”，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在不同场合对此进行宣扬。但在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大，它只是日本一部分人的想法。“价值观外交”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已经过时了。冷战刚结束时，“价值观外交”在日本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麻生太郎想把当时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固定化，提升它的高度，显然是有违时代潮流的，不能正确指导日本外交。现在福田内阁执政后，提出了“创造和平的外交”，不再使用麻生太郎的执政语言，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样做会影响其与邻国的关系。

    至于这次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宣扬“价值观外交”，我认为它不会在日本获得多少呼应。多元化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哪一个价值观或者文明可以做世界的救世主，而是要随着各国的国情和历史的发展产生多种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外交”是“返祖现象”，是对自己过于自信的表现。我认为这种理念不会继续扩大化，因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政府、不同领导人当政，都会有不同的理念。

    然而，对于德国执政党提出“价值观外交”这一动向应该给予关注。尽管现在“价值观外交”还不是一个“大合唱”，但却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间唱着“小夜曲”，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潮，应该予以重视和研究。

    但是对此我们也不必反应过度。我们要做的是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告诉鼓吹“价值观外交”的政治家要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学习，要对世界的大潮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陶醉在似是而非的自我误导当中就可以了。

    德国正偏离其早期政策

    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主任Dipankar Banerjee：

    德国早期对亚洲的政策就是与中国发展紧密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但是此次默克尔对印度的访问可以说正表明德国与其早期政策的偏离。默克尔所做的改变既出于经济上，也出于意识形态上。在经济上，柏林感觉在印度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与中国的贸易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麻烦；而在意识形态上，因为默克尔相信的民主既指一种价值，也代表了一个有效管理国家的模式。

    在欧洲，应该说对外政策的价值观的确在发生一些变化，而默克尔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实，推广“价值观外交”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加强所谓的民主四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可以说是出自对中国崛起的防范。默克尔也是站在这一线上，应当说，这个“价值观”理念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至于说到印度的民主，它固然有其缺陷，但仍能在西方引起强烈的共鸣。而印度也很聪明地利用了这点，使其成为自己的优势。当然，民主确实有许多形式和阶段，所有的形式和阶段都既不能说其为完美也不能称之意义显著。然而，印度已经成功地为自己规划出了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系统，并且这个系统很可能将在今后几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对印度实现其外交目标将很有帮助。

　  以“价值观”划线得不偿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立群：

    中德关系在8月底默克尔访华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却因她于9月23日执意会见达赖而跌入1996年以来的最低谷（1996年也是因德国一基金会执意邀请达赖参加研讨会并发言及德国议会通过“西藏问题决议”而挫伤中德关系）。德国以经贸立国，虽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以往却未因此而损害大局、越过两国关系底线。1996年基民盟黑森州议会党团主席科赫也曾劝时任总理兼基民盟主席的科尔会见达赖，在权衡利害之后，科尔没有越过这一底线。此次仍是那位已任黑森州州长的科赫怂恿，而默克尔恰恰奉行“价值观”优先，从而一拍即合、越过底线。

    这样做与默克尔的个人经历和思维方式也不无关系。她因成长在东德而对前东德反感，并推及与之曾有相似处的中国；她因出身于牧师家庭而有较浓厚的“宗教情结”，在2005年就作为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和达赖喇嘛见面，并号称要会见任何“宗教领袖”。此外，默克尔的个人风格是“直线式”，直来直去，往往不顾别人的感受。

    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如何具体运用，尤其是本应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而不应简单化地一味把本国情况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以“价值观”划线，把“价值观”当作敲打别人的棍子，只会引起别人反感，破坏相互关系和信任。

    例如在9月底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取消与德外长例行会晤，默克尔总理只得“屈尊”约见中国外长并促成与德外长短暂会晤。此外中方也已取消人权对话等多项双边活动。中国是德国在亚太地区最大贸易伙伴，有些大的项目如中国高速铁路项目西门子公司等也在参与竞争，由于这一政治事件，对经济关系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片面强调“西方价值观”只能限制自己朋友的数目。 “价值观外交”基本上是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延续，同时也多少含有“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以趾高气扬的傲慢态度对待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痕迹，理所当然地会引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和摈弃。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评论：德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国际先驱导报：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一份亚洲政策文件称，崛起的中国在能源、非洲和外贸等领域逐渐成为西方的竞争对手，德国为此应加强与美、印、日等国的合作加以应对。 显然，跟她的前任施罗德相比，默克尔的对华政策要强硬许多，这种转变的发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除了和默克尔的个人因素有关外，也有着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必然。>>>点击详细 侠义精神与中国当代外交 《世界知识》杂志：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国家层面的交往，始终也没有远离对公道、正义这些道义目标的追求。统一王朝时期的对外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礼仪邦交的学术模型。 国际关系从来不是纯粹利益的勾心斗角和交换，一国对外之交往，也必然在权力和道义构筑的坐标系中展开。小国如此，而大国更是当然。 >>>点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