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资料图片：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20世纪无疑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发展、繁荣并形成理论体系的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大破坏，以及“冷战”时期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核对抗，促使人们普遍思考：人类为什么无休无止地征战杀伐？创造了高科技和大繁荣的人类，会不会在无休无止的冲突与矛盾中走向毁灭？利益不同的地球子民们如何共存共处？如何避免战争、寻求人类永久和平？
然而，20世纪兴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学说、抑或20世纪后半叶以来风靡一时的建构主义学说，都未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理论繁荣与创新的学理视角来看，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的理论意义在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第一次就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向世界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与理论框架。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
与这些理论相比，“和谐世界”理论从一开始就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方面，“和谐世界”追求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社会和谐，包括多种文明、多种文化、多种政治社会制度多元共处，承认多样性，反对“一元性”；另一方面，“和谐世界”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类共同保护环境、共同追求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体系，这是“和谐世界”理论的又一个理论贡献。
从理论的文化积淀和丰厚程度看，“和谐世界”理论所由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但产生于21世纪人类困惑于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诸多不和谐、迫切需要新答案的转折时期，也产生于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加速崛起之际。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以及“包容”、“宽容”、“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道德准则在“和谐世界”理论中推陈出新，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林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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