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多名女兵在伊拉克进行战区巡逻。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市，有一栋不起眼的小楼。楼里有５间卧室，每间摆放着两张床。

    这里就是美国国防部“女性创伤平复项目”所在地。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兵而言，这里是她们最后的希望。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数以千计的美国女兵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伊拉克服役期间，她们中的一些人曾遭男性同事欺侮、侵犯乃至强暴。

    战争中，她们不分昼夜地与死亡搏奕，还要投入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逃离

    现年２２岁的苏珊娜·斯威夫特在美国是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反战者认为，斯威夫特是殉教者、叛逆者和受害者的集合体；主战者则将她视为叛徒、骗子和逃兵。

    ２００６年１月９日上午，第４２宪兵旅第５４宪兵连士兵斯威夫特不假外出。两天后，她需随部队返回伊拉克战场。

    当时，斯威夫特已结束先前在伊拉克１２个月的服役期，回国尚不满一年。随着第二次赴伊行期临近，她愈发焦躁不安——暴躁易怒，挑事与朋友打架，严重酗酒。

    “但我知道我可以去（伊拉克），”斯威夫特说，“那种感觉类似于‘好啊，我能行’。”

    在即将返回前线的那个周末，斯威夫特驾车前往俄勒冈州的尤金地区看望母亲。斯威夫特回忆说，就在１月８日晚上，她突然之间想到要逃跑，“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车上，钥匙就握在手里，于是，我看着妈妈说：‘我不能走，我不能回伊拉克。’”

    “那不是理智的决定，是疯狂的、惊心动魄的特大抉择，”斯威夫特说。

    逃跑后的两天里，斯威夫特的手机屏幕闪烁不停，那是上司们打来的电话；他们还发来短信，表达关切或愤怒。她逃到一个朋友家，一直住到当年初春，也不知军方是否还在寻找她。“我从银行里取出所有存款，”她说，“我绝不用信用卡，免得他们追踪到我。我的心一直悬着。”

    躲了３个月，斯威夫特搬回尤金与家人同住。去年６月１１日，两名当地警察敲开斯威夫特家大门，发现她正和妹妹一起染脚趾甲。警察立刻把她铐走，在当地监狱关押两夜后，转移至位于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堡军事基地。基地军官称，要控告她“不假外出”；他们分给她一间营房，给她安排了一份简单的文职工作。

    面对军方调查员，斯威夫特解释说，之所以选择逃跑，是因为在科威特、伊拉克和刘易斯堡军事基地服役期间，她曾多次遭３名长官性侵犯。她还说，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对调查员说，无论是战争还是性侵犯，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压力；她承受的压力是二者“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斯威夫特为自己辩护说，在抵达伊拉克后的前两个月，她所在的利马营（位于伊拉克卡尔巴拉省）几乎每晚都遭到迫击炮弹袭击。她经常一天执勤１６个小时，曾亲眼目睹战友被自己人误伤致死，还有一位好友在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受伤。

    然而，最让斯威夫特不堪的，是她的顶头上司。刚到伊拉克的第一天，他就对她提出性要求。她被迫与他维持了４个月的性关系，只要他在夜晚敲她的房门，提出要求，她就得满足。当她不再听任摆布时，他便展开报复，令她在夜里独自开车穿过营区，并当众施以羞辱。

    “操纵”

    与许多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案例一样，斯威夫特很难说自己遭到强奸。她只是说，一名职位更高的男子反复“操纵”自己，而他本应为她的健康和生命负责。

    金发碧眼的斯威夫特说脏话、吸烟，不穿军装时喜欢穿低领衫，以展示胸前的刺花纹身。“苏珊娜（·斯威夫特）并不是软弱的小羊羔，”斯威夫特的母亲萨拉·里奇说，“她是一名战士。”

    里奇是一名从事家庭治疗的社会工作者。去年夏天，她与女儿的律师频繁接触。律师们认为，由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斯威夫特应因病退役，从而避免走上军事法庭和遭到指控。

    军方调查的最终结果是，斯威夫特指控上级对她实施性侵犯证据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年３３岁的克丽·克里斯滕森似乎比斯威夫特“走运”。同样在军中遇到性侵犯，同样遭上级报复，同样有苦难言，但克里斯滕森忍耐着，并未逃跑，因此未遭军方指控。

    克里斯滕森所属的威斯康星国民陆军警卫队驻扎在科威特，负责向驻伊美军运送装备。２００５年２月，克里斯滕森因伤转为文职。在新岗位上，一名她１０年前就认识的军官开始对她的胸部评头论足，向她表达强烈的性要求。

    克里斯滕森说，她感到“肝肠寸断”。她向上级反应，却换来各种各样的惩罚：因为小疏忽遭记过处分；别人把她灌醉，她却遭到无端指责和降职；时常接到命令，从机场附近的停尸房把阵亡士兵的棺椁运上飞机……

    威斯康星国民陆军警卫队否认，克里斯滕森因报告性侵犯遭遇而获惩。该部队称，曾针对她汇报的情况展开调查，但因“证据不足”，最终驳回她的“遭性侵犯”说法。

    迫于战争压力、性侵犯和报复行为，克里斯滕森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军队记录显示，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已得到确诊。服役合同期届满时，她获悉将少领６年退休金，于是更加崩溃：“那是我的事业，他们却把它偷走了。”

    “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疯子，”克里斯滕森说，“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其他女兵也有类似遭遇。为什么军方的态度总是‘闭嘴，不要生事’？”

    绝望

    凯瑟琳，现年３７岁，随军护士，有上尉军衔，无性侵犯遭遇，“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凯瑟琳曾在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作战支持医院服役。她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每天值班时间长达１５个小时，患者以烧伤居多。

    “我知道会死人，”凯瑟琳说，“我很现实。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要照顾那么多平民，而且很多都是孩子。”

    有个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孩让凯瑟琳印象深刻。她一直认为，自己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她还照顾过另外一名伊拉克少年，枪伤引起的并发症使他失去一条腿。谈及不断蔓延的无助感，她说：“当我无力照顾到每个人的时候，我的精神开始承受压力。”一次，上司禁止她探望一名截肢男子，原因是她开始感情用事。

    “我开始发疯，”凯瑟琳说，“我患上‘惊恐发作’。我感到呼吸困难。”

    在她发作的那天夜里，她顺着楼梯爬上可以俯瞰整个“绿区”的医院房顶。当一名医生在房顶发现她时，她开始哭泣。这名医生马上带她去就诊。上级认定她有自杀企图，把她撤回美国。

    在曾走过的心路历程上——同情患者，“回天”乏力，沮丧和崩溃……，凯瑟琳并不孤独。她的男同事们也曾产生类似情绪。“我们都在这些情绪中挣扎，”她说，“有人忍不住流泪；没有人睡过好觉，经常做噩梦。”

    去年，凯瑟琳躺在担架上，乘坐直升飞机离开战场，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她的同事们仍然留在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