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底，耸立在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市中心特尼斯米亚基山岗上的解放战士纪念碑，被该国政府下令拆除，政府并声明要对纪念碑所在地的无名英雄烈士墓进行开挖，以“验明”长眠于这里的尸骸的真正身份。这不仅在当地，而且在俄罗斯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了欧盟国家领导人。俄外长拉夫罗夫称，爱政府无视“历史的价值”，这一行为“令人难以接受”。而爱外交部表示，所挖掘出来的烈士遗骨将于６月中旬在塔林军人公墓重新下葬。

这是位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中心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的资料照片（2007年2月23日摄）。 新华社/法新 

    往事并不如烟

    塔林拆除纪念碑的诱因是爱沙尼亚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在３月２５日向这个纪念碑送去了一个用铁丝网编制的“花圈”，上面写着：“爱沙尼亚人民的刽子手。”他们是要在这个日子表达对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５日那个特殊日子的纪念。

    １９４８年是战后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苏联遭受了严重灾荒和饥荒，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地位。对外，对东欧各国的局势实行更严密的控制，对这些国家党的领导和政府组成施加更深入的干预；对内，通过成立“荣誉法庭”等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和惩罚，在边界地区迁移“不忠实的”、“反苏的”少数民族。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把特别危险的国事犯刑满后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落户的命令》。战后新一轮的迁移运动由此开始，而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的上半年就成了这种特别迁移的时间段。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５日，根据苏联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苏共爱沙尼亚中央第二书记卡罗塔姆·尼古拉的指挥下，在苏共列宁主义青年团爱沙尼亚中央书记阿诺尔德·梅里等的具体执行下，从爱沙尼亚西北部、里加湾与波罗的海及芬兰湾之间的两个岛屿——希伊乌马岛和萨莱马岛上强行迁走了八万之众的爱沙尼亚人。政府指出这些被迁走的人是“德国法西斯走狗”、“特种军团的士兵”和“兄弟游击队”，总之，是反对苏联的力量和潜在的“第五纵队”。但是，爱沙尼亚人不认同这种迁移，在他们看来，这是苏联政府对爱沙尼亚人的又一次镇压，因此，一直记着这笔账并耿耿于怀。１９９０年爱沙尼亚脱离苏联后就在清算这笔账，十几年来地方法院和政府最高法院不断对当年参与这种流放活动的、现在仍然留居在爱沙尼亚的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审讯、判刑和放逐。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三国（另两国是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一。爱俄之间的恩怨还远不只这些。由于地缘的关系，爱沙尼亚一直处于东西方势力较量的夹缝中。如果从久远的历史看，爱沙尼亚不断处于主要是德国、波兰与俄国的争斗与瓜分之中。十月革命后，它曾一度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下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是很快就宣布独立（１９２０年２月），并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苏联予以承认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１９３２年，苏联与爱沙尼亚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再次确认了这种邻国关系。二战爆发前，爱沙尼亚的地位时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爱政府自认为，处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地理位置是它可以向双方讨价还价的资本。但是，苏德双方对爱沙尼亚的争夺和控制却与日俱增。

    １９３９年的第一季度，爱沙尼亚政府开始更密切地与德国接近，商讨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宜。这引起了苏联的严重不安。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８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给爱沙尼亚驻苏联公使的照会中发出了警告：“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始终不渝地赋予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以巨大的意义，这不仅符合这些共和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苏联的切身利益。从这些做法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任何协议，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在外界压力下被迫签订的协议，其结果如果是贬低或限制了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独立和自主，无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还是在其他港口，准许第三国政治经济的存在，并为它提供任何特权和优惠，苏联政府都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是与当时调整苏联与爱沙尼亚相互关系的上述条约和协定的前提和精神不相容的，对于违背这些协定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也是不能容忍的。”尽管苏联义正辞严，爱沙尼亚政府仍向德国保证说：“爱沙尼亚把俄国的声明看做是占领爱沙尼亚的威胁。”德国对爱沙尼亚的关切也十分清楚：“我们认为爱沙尼亚的独立以及它的政策是巩固和平的因素，它的存在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５日，爱沙尼亚国家杜马讨论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杜马多数人的意见是，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和保持中立是做不到的事。杜马主席乌鲁奥特斯的话很有代表性：“中立并不是光荣的，而且是不能允许的。如果我们中立的话，友好的外国人将与我们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到局势，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置身于战争之外，尽管我认为，这无法避免。”６月７日，爱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主要内容是，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加入针对对方的战争，并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这个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两个半月签订的条约令苏联恼火。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在这份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中，波罗的海三国及其港口被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９月１日德国进攻波兰，不久，苏联也兵发波兰。９月１９日，苏联新任外长莫洛托夫“以他最严肃的方式警告爱沙尼亚政府并通知它，苏联政府将准许自己的海军在塔林附近搜索波兰的潜艇，因为苏联政府不能让潜艇留在海上，因为潜艇装备着鱼雷。”但是，爱沙尼亚政府并没有照办。９月２４日，爱沙尼亚外长来莫斯科商谈爱苏之间的贸易问题。但是，莫洛托夫提出的却是政治问题：“苏联爱沙尼亚之间的政治关系不仅不正常，而且不能令人满意。”莫洛托夫因此要求立即商谈苏爱之间签订条约的问题，并在这一问题没有商谈前，原定的贸易协定不签字。爱外长声明要回塔林去商量，莫洛托夫马上就说，机票已经订好了，明天就飞回去，赶快回来。

    ９月２６日，爱沙尼亚国家杜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建议签订条约的意图在于，我们必须用各种手段帮助俄罗斯”，“如果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就会遭到与波兰同样的命运”。２７日，当爱沙尼亚的代表返回莫斯科时，莫洛托夫又声明说，“为了苏联的安全，必须提出比上次更多的要求”。即“在目前的欧洲战争期间，爱沙尼亚应该让苏联有权在其领土上的不同地点保持３５０００人的步兵、骑兵和空军，以防止爱沙尼亚或者苏联卷入战争，也为了维护爱沙尼亚国内的秩序”。参加会谈的斯大林也表了态：“我们的新建议不是惩罚。这是保卫手段……”

    恩恩怨怨何时了

    结果当然是爱沙尼亚听从了苏联的劝告与安排。而到了１９４０年，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的爱沙尼亚又已经不能起到既保卫苏联又保卫自己的作用了，于是在１９４０年６月和７月间，苏联军队占领了爱沙尼亚，８月，爱沙尼亚“自愿”加入苏联，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二战结束后，苏爱两国在几个问题上意见相左。一是，苏联认为爱沙尼亚加入苏联是自愿的，是苏联对爱沙尼亚安全和发展的保证；而爱沙尼亚人则认为，他们是被强迫的，是苏联对他们国家实施“武装占领”。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于爱沙尼亚土地上的反对苏联当局的行动，在苏联政府看来就是反动的，甚至是亲法西斯的，应该予以镇压。三是，在爱沙尼亚于１９９０年脱离苏联独立后，爱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自那时起，在爱沙尼亚境内出现并逐步发展起对抗苏联，后来是对抗俄罗斯的斗争，这一斗争被爱沙尼亚人称为“与苏联黑暗的过去做斗争”。随着斗争的激烈化，爱沙尼亚境内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滋长，甚至使用了激烈的报复手段。

    随着北约东扩和爱沙尼亚进一步接近西方，爱俄关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爱沙尼亚对于历史恩怨的看法和解决办法都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俄罗斯方面认为自己毕竟是解放者，是不能与德国法西斯同日而语的。在这次塔林的解放战士纪念碑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一些国家试图将对历史事件的罪责加诸于某个人的身上，对这样的政策我搞不明白，我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试图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

    从东欧各国和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之后，拆除或者推倒苏军解放战士纪念碑事件，就此起彼伏没有间断过，成为这些国家对抗苏联、俄罗斯的一种政治和外交手段，也成为俄罗斯转而惩治对方的借口和手段。但是，事实在证明，这种拆除和推倒并不能解决历史问题，这只是一根导火索，而不是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而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最后受到最深伤害的还是两国的老百姓。（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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