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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回应亚洲版“北约”
2007年03月23日 07:41:39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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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隐藏着深厚的潜台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近日在东京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根据这份宣言,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在“涉及双方共同战略利益的事务上加强合作和协商”。两国也要在反恐、人道援助、裁减军备和航空、海军等方面合作。该宣言还特别注明,两国将定期举行“二加二”外长以及防长会谈。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联盟尽管刚刚诞生,但已经相当制度化,并落实到非常具体的合作事宜上了。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这是一个经多年策划而形成的机制,并有可能走向联盟。

3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在首都东京欢迎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新华社/法新

    笔者近年来多次著文强调,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或者(用比较好听的词汇)“民主联盟”了。而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签署离亚洲版“北约”的形成只有半步之遥。

    尽管安倍和霍华德都声称此联合宣言没有针对任何国家的意思。但中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压力,对中国构成的压力并非仅仅是这份宣言本身及其包括的政策含义,更大的压力可能在于这个宣言背后的深厚的潜台词。人们可以对这些潜台词做这样的挖掘。

    首先,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日本在冷战结束后安全外交趋于活跃,但近年来的主动出击与之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不久日本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和平宪法”还没有修改,日本的军事安全就已经走了出去,并且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可以相信,今后随着日本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其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活动会越来越频繁。

    其次,美国表面上没有参与这件事情,但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来应对中国,一直是美国政府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府的构想,并且在这方面有诸多动作。这次美国没有参与多半是因为美国用不着走到前台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前些年已经有了同样版本的美日安保条约和美日“二加二”协商会议。从技术层面来说,美国的不参与似乎可以减轻中国对此的顾虑。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形成表明亚洲版“北约”的大构架已经形成,即美日澳三国轴心。

    其三,这个轴心一旦形成就会有相当强大的扩张力。印度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对这个轴心深感兴趣。如果在安全同盟的基础上,再能实现日本所提倡的包括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在内的十六国贸易伙伴协定,那么就会对很多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吸引力。

    其四,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台湾海峡问题。台湾方面不仅一直力图构造一个包括其本身在内的“民主同盟”或者联盟,而且也一直在争取加入这个“民主联盟”。亚洲版的“北约”可以说是为了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是为了给台湾提供直接的保护。不管怎么说,这个安全构架已经为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中国有能力冷眼看待

    很显然,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无论用什么概念,对中国来说,都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看到,尽管亚洲版“北约”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其发展方向不仅取决于美日澳轴心的意图,而且也取决于中国和其他亚洲相关国家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北约”的性质是在各方活动中规定的。要避免另一次冷战,中国的理性反应是个关键。虽然中国避免不了安全战略上的压力,但至少从以下几个大方面来说,中国是可以冷眼相待的。

    首先这种安全军事同盟明显带有冷战色彩。当霍华德说这个宣言是50年日澳关系迈进了一大步时,他可能说错了。50年前,日、澳关系开始形成时,世界还是处于冷战时期。在冷战时期如果日、澳形成类似的同盟倒还可以理解,但放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有时光倒错的感觉。冷战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渐提高。对外投资和经贸已经把各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无论是中日之间还是中澳之间,经济的互动和互利程度已经很难互相为敌了。尤其是澳大利亚,很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了其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澳或者美国构造针对其他国家的同盟显然是适得其反的,很难起到其在冷战时期所能起到的效能和效用。

    其次,这种针对中国的安全同盟实际上并不符合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利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能够从稳定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美日澳为轴心的亚洲“北约”和中国的对立公开化,亚洲国家的利益就会最小化,因为那个时候,一些国家就不得不在中国和亚洲小“北约”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个选择会是相当困难的。中国毕竟不是“吴下阿蒙”,对很多国家来说,和中国的交往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再次,在核武时代,这些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中国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把自己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离开了中国这个环节,全球经济体系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尽管日澳美正在实施战略和经济分离的战略,就是说在经济上和中国进一步交往的同时,在战略上“遏制”或者“平衡”中国,只要中国开放政策不变,美日澳要把一个在经济上和自己互相依赖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条件下,战略和经济两者之间要绝对分离并不容易。并且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有持续的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中国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应当说是不成问题的。

  中国应寻找理性的反制手段

    当然,理性的反应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对此置之不理。中国要注意这个联盟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如果和这个同盟交往的利益远远大于和中国交往的利益,那么一些国家的选择就会变得容易。中国也要注意这个具有安全性质的同盟对经济事务的潜在影响。经济外交一直是中国的外交战略主体,相信中国也会一直走下去。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要正视经济“走出去”和外在世界的碰撞甚至冲突。如果和这个轴心发生碰撞,这些国家会不会用安全甚至军事潜能来影响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相信这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出现。

    中国不仅必须密切注意这个亚洲版“北约”的动向,更应当寻找理性的反制手段。比如说,对这个亚洲版“北约”来说,战略和经济分离是其目标的最大化,既从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实现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又从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中达到战略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在一定的限度上可以容忍战略和经济的分离,但超出一定的范围,中国就可以进行反制。中国可以逐渐改变其外交为经济服务的一贯政策,转型成为经济为外交服务,就是说,经济交往可以逐渐向和中国友好或者中立的国家倾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区域主义。中国也可以把经济外交集中于这个轴心国的某一国,例如美国,而减少对另外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很简单,美国就是要比澳大利亚重要。只要中美对立不公开,天下不会大乱。当然,中国也可以转向欧盟等经济体。一言以蔽之,只要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要找盟友并不困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开始对外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欧美等西方社会,近年来“中国不确定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很多国家开始采取他们认为是有效的战略来应对中国,这或许是国际政治的规律在支配。同样,对中国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天下就太平无事了。相反,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不仅要努力确保内部各方面发展的确定性,也要确保外在崛起的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如果不想重复苏联的道路,那么就必须更理性,用更有效的方式既要避免新的冷战,又要保护国家利益。这并不是空想,政治和外交本来就是要把不可能转变成为可能。▲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环球时报》 ( 2007-03-21 第1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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