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很多关于中日关系的经典论述，仍适用于现在的中日关系。

    已经77岁高龄的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先生（Ezra Vogel），既是一位“中国通”也是一位“日本通”，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让人印象深刻。最近他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恰逢邓小平逝世10周年之际，针对邓小平留给中日关系的遗产，傅高义先生近日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由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既关注中日两国的国内发展问题，也懂得从国际政治角度关注中日关系，这让傅高义先生看到了很多常人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日本也需要邓小平

    《国际先驱导报》：去年你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日本也需要像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傅高义：我是指长期的国家战略方面的事情。日本前任首相小泉只考虑当时的国内政治情况，不考虑长期的国家战略。新任首相安倍上台后，开始考虑日本今后长期的国家战略。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什么，邓小平非常清楚。邓小平能考虑到中国的长期战略，比如他提出“一国两制”，保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50年不变，这是50年的战略观点。邓小平懂得，当时落后的中国为了发展，需要向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学习；而且他懂得，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还需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先进制度，对于这一点，邓小平非常清楚。

　　“向前看”今天仍然适用

　　《国际先驱导报》：你对邓小平怎么处理中日关系有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傅高义：我研究过，我觉得他对中日关系处理得非常好。邓小平1978年10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非常成功。这和他准备得非常充分有很大关系。因为1974、1975年他见了三四十个日本的代表团，包括日本各个党派的、宗教的、媒体的、地方的、经济的代表都见过。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有很多关于中日关系的经典论述，是不是也适用于现在的中日关系？

    傅高义：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说过“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现在有些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但是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用这个说法。邓小平提出“向前看”，他说“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说中国方面没有责任。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要强调以新的向前看的态度，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现在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对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包括说服人民。”“我们双方考虑问题都要立足于长远，要解决长远问题。对现在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共同合作，尽快解决好，以免影响我们长远关系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从1937年到1945年和日本打过仗，8年抗日，所以他对中日友好的必要性更有发言权，体会也更为深刻。

    有问题不应回避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还说过，“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傅高义：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非常重要。中日有矛盾，中美也有矛盾，中苏也有矛盾；过去有矛盾，现在也有矛盾，但邓小平觉得为了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这样做是对的。

    邓小平告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应该讨论，不应该回避。应该互相理解，想办法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中日之间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心态呢？

    傅高义：对，我觉得两国领导人应该常常见面，交换看法，这个很重要。另外，现在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青年和经济界人士的交流非常好。最近中国的电视台向观众介绍日本的文化，80年代中国观众能看到很多这类节目，最近几年在中国电视上看得不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多起来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窦晨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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