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右）与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握手。当天布什在白宫与来访的奥尔默特举行了会谈，这是布什和奥尔默特首次在白宫举行会晤。 新华社/法新
刘 明
每到周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照例以一声“早上好！”开始其长约4分钟的演讲。他会告诉你上周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还会向你解释他想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信息通过电波在一瞬间传遍美国，甚至世界的许多角落。
如果黎以冲突是更大范围内“自由”与“恐怖”的斗争的一部分，那么“持久和平”之前就只能是“自由”击败“恐怖”的漫长过程
在8月19日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开篇即称，美国已经设定了清楚的目标，而其中的首项就是“我们将击败恐怖分子并且在全世界扩展自由”。总统演讲用这样的逻辑“加深”了我们对于7、8月间黎以冲突的“理解”。
从一开始，美国就认定黎以冲突是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无缘无故的攻击”所引发的，这些攻击包括“绑架”以色列士兵以及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布什总统甚至明确表示：“主权国家有权在恐怖袭击中保卫他们的人民并采取必要的行动防止恐怖袭击的发生。”
但是，如果认为美国仅仅是在拉扯自己的“小兄弟”的话，我们可就大大低估了美国的战略眼光。布什总统对黎以冲突“定性”说，这是“更大范围内自由与恐怖的斗争的一部分”，或早先所说的“最新亮点”，而且“这场斗争正在整个（中东）地区展开”。
美国认为，自己数十年来在中东地区谋求稳定与和平，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该地区自由的缺失为愤怒和怨恨的增长、极端主义的盛行以及恐怖分子找到心甘情愿的成员提供了条件。”“9·11”事件显示，“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中东地区的现状。……保卫我们国家安全的唯一出路是，通过打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并传播自由的希望，改变中东的发展道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开始了其雄心不亚于二战后改造德国、日本的“大中东改造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黎巴嫩，还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实验田、样板或“政治特区”。所以，美国关心这场冲突对黎巴嫩“年轻民主”的影响。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那么强调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部署一支强有力的国际部队，强调“这支部队将帮助黎巴嫩的合法武装恢复其民主政府对黎全境的主权，同时使真主党不再成为国中之国”，强调显示国际社会支持黎巴嫩政府击败真主党及其支持者威胁的决心。
今天，美国与美国眼中的“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已经几近摊牌。美国感到，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年轻的民主仍然脆弱”，“恐怖势力则试图阻止自由的推进，并将新近获得自由的国家转向极端主义的轨道”。而后者同样认识到，“中东正处于其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他们当然知道所谓“民主的崛起”对他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现实倒的确应证了布什的一个说法：“两个在中东心脏地带建设自由社会的国家，黎巴嫩和伊拉克，同时也是恐怖活动最盛行的地方，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当然要下定决心“击败恐怖分子”，甚至在认识到“前方的道路充满困难并且需要牺牲和决心”的情况下也仍然如此。
从逻辑上说，在黎以冲突中，只有真主党被彻底清除、黎巴嫩“民主政府”恢复对黎全境的主权之时，美国式的“和平”才可能实现。进一步，美国长期以来认定伊朗、叙利亚从金融、武器等各方面支持像黎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甚至直接进行干涉，这是黎巴嫩政府无法正常行使自己主权的根本原因之一。更何况，“伊朗政权不断挑战国际社会，谋求实现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因此，伊朗、叙利亚同样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定意义上说，黎巴嫩更类似一个国际战场，而美国和伊朗、叙利亚在这里事实上已经“交手”了，如果还不是“交火”的话。黎以冲突暂时结束了，而伊朗却开始了长期的军事演习，这样的现象同样不是偶然的。
当然，布什总统仍然在重申对中东“持久和平”的“承诺”；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和平只有通过击败充满憎恨和恐惧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实现”。
坦率地说，这样的“和平”能否以及何时实现，恐怕无人能下定论。可以下定论的倒是：实现这样的和平，其方式或结果更可能是冲突和战争——因为，这不是冲突各方妥协和共存的“和平”，而是一方谋求彻底“击败”另一方后实现的“特种和平”。
如果城市栅栏、移动传感器、红外线照相机等充斥美国生活，那么美国人就很难自信地说他们珍视了“大熔炉”的传统
8月5日，另一个周末，布什总统兴冲冲地宣布：“这一周，美国政府在更好地维护边境安全的努力中实现了一个关键性目标。”他指的是，数千名美国国民警卫队员开始在得克萨斯、加利福利亚、亚里桑那和新墨西哥四洲履行职责、支持边境巡逻。
国民警卫部队的到来使得边境巡逻能够更多地进入前沿位置，从而在抓捕非法毒品和非法移民方面取得了更明显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使得布什总统有更加充足的理由要求国会增加拨款，以为边境巡逻提供更多的人力并改进技术。布什开出的清单包括：增加6000名新的边境巡逻人员；在城市走廊建设高科技的栅栏；在乡村地区建立新的巡逻路径和障碍物；更多地使用移动传感器、红外线照相机以及无人飞行器以防止非法进入。布什总统自信地说：“通过使用21世纪技术，我们将使边境巡逻更加高效，边境更加安全。”
布什政府的综合移民改革还包括更广泛的内容。例如，美国政府拟制订临时工计划，加强对工作场所移民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对那些使用非法移民的雇主施以最大程度的法律制裁等。当中国一些城市“热议”取消这样那样的证件的时候，布什总统正得意洋洋地推荐一种用于合法外籍工人证明身份的防伪识别卡。在有关如何对待已经生活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时，布什总统旗帜鲜明地反对自动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因为“这是特赦，而我反对特赦。”至于如何找到一个中间立场，以避免大规模驱逐那些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有工作、有家庭的非法移民，他却未能说得明白。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移民就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但在当时，美国一些人权组织认为它明显带有歧视他人的成分，因而予以强烈反对。而在“9·11”事件后，在维护“国土安全”的旗帜下，这样的政策就堂皇登台了，而且这些措施明显地带有针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倾向。比如，美国国会2002年制订了加强边境安全和签证入境改革的相关法案，2004年1月5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始用扫描指纹和数字摄影追踪入境美国的外国人。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措施不过是对付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技术手段，但大多数国家的感受还是认为这样的措施“侵犯人权”。由于加拿大等28个美国的盟国得以幸免，这样的举措就更凸显出单边性和歧视性。
美国自由派人士承认，这一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到美国人在传统上引以为豪的“多元文化”和“大熔炉”特性。保守派借口美国基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文化同一性正受到威胁，采取了“独尊英语”，限制移民，取消移民甚至合法居民的公共福利等各种措施。美国学者承认：“在1965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90年代的民意测验持续表明60%或以上的美国公众赞同减少移民人数。”反对移民的国际法专家和利益集团“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而且畅言无忌”。不少美国人充满忧虑地说，美国历史上的成功移民，为美国聚集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而今这样的环境不复存在了。
当然，布什总统在8月5日的演讲中也承认，“我们的综合移民改革需要尊重美国作为大熔炉的传统，帮助新移民溶入社会。”布什总统还自信地表示：“我们能够处理好非法移民的问题，并且创造一个既理性又富于同情心的移民体系。”
但是，当城市栅栏、移动传感器、红外线照相机等“21世纪技术”充斥美国生活时，这样的自信是否还具有坚实的基础？
如果美国“新一代爱国者”为“保卫自由”而“牺牲”自由、放弃怀疑，那么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传统的结合就远非如此“轻松”
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承认：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安全观念和全球战略急遽调整，社会道德和社会心态进一步失衡，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加剧右转——综合移民改革和中东政策不过直接体现了这种“右倾”而已。
每年的7月4日，欢快的家庭聚会和盛大的庆祝活动遍及美国。但“年年花相似，今岁人不同”。身处音乐、聚会和烟火之中，布什总统今年7月1日的“独立日”演讲似乎要重新解读些什么。
他说：“在独立日这天，我们追忆美国创建者们的勇气和崇高理想，他们为战胜暴政和为在自由中生活而发起了一场决死的斗争。近年来，人们对于美国创建者们的生活和功绩重新产生了兴趣。”
那么，这种“兴趣”在哪里呢？显然，布什总统的“兴趣”并不在于“抚今追昔”，而更在于“托古言志”——他接着说：“在7月4日这天，我们同样要对每一代美国人为捍卫《独立宣言》的承诺而做出的牺牲表达我们的敬意。两个多世纪以来，从福吉山谷的营地，到阿富汗的群山，美国人为美国创建者们的原则尽职尽责、做出牺牲。”
随后，主题终于出来了：“今天，新一代美国爱国者正保卫我们的自由，反对死硬和残忍的敌人。就在此时，美国武装部队的男女们正在遥远的地方面对危险，以我们寄望于他们的全部才干和荣誉执行使命。而他们的家人正以极大的勇气和尊严忍受着与爱人的长期分离。”布什声称，“我们的军队和军人家庭应当得到我们所有的支持和感谢。”他甚至以总统之尊，要求每个美国人在“独立日”这个周末找到某种方式来感谢他们。他不无“推销”意味地说，要看看你的社区做了些什么，请登录“美国支持你”网站。
套用一句多年前中国十分流行的句式：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爱国主义精神啊！难怪说自“9·11”事件以后，美国人“开始爱国”了。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布什总统即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地将此次恐怖袭击称作“战争”。当天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86%的美国人认同“战争”的说法。美国举国上下出现了罕见的“爱国主义热潮”。
看来，布什总统和夫人劳拉选择去北卡罗莱那州的布拉格堡，与美国武装部队的军人及其家属们共渡今年的“独立日”，这样的选择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勇敢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保卫美国创建者的理想”。的确，美国总统是美国的三军总司令；但布什总统大概可以算是战后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总司令”之一。
当然，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式的爱国主义仍然在于推进“自由”，“当我们庆祝独立日之时，我们同样要记住《独立宣言》的自由承诺适用于所有人民”。布什声称，“今天，所有生活在暴政之下并渴望自由的人们都知道，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
难道说，美国创建者所留下的两个传统——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居然如此轻松地结合在一起了吗？事实当然远非如此。
2004年美军“虐俘门”丑闻的曝光使“9·11”事件后华盛顿一系列明显违反国际法，而且在道德上也引起世人极大反感与义愤的“新政策”浮出水面。其实，比这些行为，甚至“国家政策”更令人忧虑的却是“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普遍被扭曲的情绪和心态。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曾指出：“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坍塌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波，已动摇了美国社会的根基——扭曲了美国的道德观。”“美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的复仇情绪，在‘爱国主义’这块遮羞布的裹妆下，成了‘正义’之举。”
美国政府“顺应”（或者是“利用”）“9·11”事件后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同样遭到质疑。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客》发文，以一贯的立场呼吁尊重个人主义，她“暗示”目前的心态与“成熟的民主”不符。不过，几天后就有人撰文向她开火：“这儿还有一群忿恨仇恨美国的家伙……舒适地在大学里教书，住在纽约出租公寓的大房间里，享受优先借书的特权，拿着基金会的钱。”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尼克松因为水门窃听而下台，而布什在当前版“窃听门”中却安然过关。直到最近，当美国国内有舆论怀疑“恐怖主义威胁”被用着为党派政治谋取利益的工具时，布什总统还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最佳方式上可以有合法的争论，但在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问题上却不应当有任何争论。”
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连怀疑也变成了罪过。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自由主义”退缩了。这让人感觉美国实在是越来越“不像美国”。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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