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人：一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世界一流生物学家，一位是“欧元之父”；一位在斯克利普斯研究院工作，一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虽然都来自同一国家，巴特勒博士与蒙代尔教授在美国可能也很少见面，但他们今天却在人民大会堂的“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首场论坛，“创新与科技发展战略论坛”上，讲述着几乎同样的故事。
图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在“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创新与科技发展战略论坛上发表演讲。本报记者王俊鸣摄
巴特勒博士还不是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没有人怀疑他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贡献，GAIRDNER奖等的奖励、美国血液学会的勋章及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都是对他成就的敬意。今天，他成了在“创新与科技发展战略论坛”上演讲的第一位外宾。
作为血液学领域的专家，巴特勒博士在自己的演讲“探索保健的现代之路：一条充满挑战的旅程”中，结合血液病学，首先为我们讲述了现代生物医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在1956年，儿童急性白血病、急性早幼粒性细胞白血病、毛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都在1％以下，可以称得上是绝症，但到了2006年，三种病的治愈率都超过了90％，其中儿童急性白血病的治愈率更在95％以上。
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得利于现在生物医学研究强有力的新工具，如DNA测序及基因组学、转基因表达、蛋白质三维结构、蛋白质重组等，许多领域的研究近年来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不过，即使有了这些手段，生物医学的研究也不是一条平坦大道。在白血病治疗研究方面，采用重组酶替代治疗葡萄糖脑苷脂沉积症方法的研究经历了25年的时间，采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方法的研究经历了45年，而采用全反式维A酸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细胞白血病方法的研究经历了130多年。
而除了技术因素外，生物医学的研究也要经受道德伦理的考量。如治疗一位葡萄糖脑苷脂沉积症患者的费用为20万美元，这笔钱可以供3000名学生在校的午餐，或6000名儿童一些疫苗的接种，我们的钱是用于少数人昂贵的治疗呢，还是用于满足大众的需求？一些科学研究，如20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穆拉德教授进行的一氧化氮的研究，原来只是很窄的课题，现在却有广泛的应用，如何在这些“小科学”与“大科学”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知识产权和服务大众之间进行选择？每个问题都是个抉择，每个因素都会影响生物医治研究的进展。
巴特勒博士总结说：“过去30年里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对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具有巨大的潜力，其中的一些潜力已经发掘，但生物学从概念到应用的周期非常长，许多伟大的进展还在我们的将来。”
自然科学创新之路充满艰辛，蒙代尔教授则以自己的经历，指出社会科学的创新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蒙代尔教授的学术成果第一次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还是在肯尼迪政府的年代。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提出“让经济重新启动”，但他就任总统后的前两年，经济并未见起色。1963年，肯尼迪决定接受“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理论，从1964年开始大幅度减税，结果促成了美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这是蒙代尔理论被采取最快的一次，但从1961年理论诞生到1964年实施也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
1974年，蒙代尔与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在华尔街的饭桌上“吃”出了大幅减税和放松管制的供给学派，并被里根所接受。当里根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时，经济已经到了严重的停滞阶段，里根想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大幅度减少税收，但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里遭到阻力。这时，一位看了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后，为了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刺伤了里根。
里根受伤后的冷静与幽默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心，众议院也难以对里根的减税政策进行纠葛，提案得到通过，从而形成了当时美国历史上第二长的经济增长期。没有里根被暗杀的事件，减税案可能难被通过，因此《出租车司机》可以说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电影，而一种经济学说竟然通过这种形式发挥了作用。
而它们相比，欧洲货币理论经历了更多的等待时间。蒙代尔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货币区理论，60年代发表了相关文章，60年代末理论被人们所认识，而直到1999年欧元计划才正式实施。从理论创新到实践经历了近40年。
“一种理论从创立到实施会有三个时间延迟：从创立到被认识，从被认识到被接受，从被接受到实施。”
但时间并不理论所遇到的惟一挑战。由于不易进行实验，经济学中的偏见、流派的不同、门户之争比自然科学中更加严重。
制度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北美的经济研究机构都是具有清楚目标的顶尖经济学家创立的，但过不了几年，它的重点就转到如何筹措经费上来。
“研究机构需要有一个每几年自我更新的过程。我甚至提议研究机构每10年都需要解散，或至少改变它的领导机构。”蒙代尔教授如是说。 （王心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