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祚

    这是一段尘封了３９年的重要往事。思绪再次把我带回到１９６７年的夏末秋初。“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毛泽东主席正在巡视大江南北。昔景如昨。当时，伟大领袖的行踪是我国的“头号”机密。我被神秘地派到主席处，为他接见外宾当翻译，并把主席指示带回北京。

    总理让我去主席处出一趟差

    此年夏季，我和我的两名从事阿尔巴尼亚语翻译的同事，忙于把《毛主席语录》译成阿文。谁“需要”这个阿文本的小红书呢？是当年同我国有“特殊友好关系”的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他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会见一名中国领导人时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也需要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要读阿文本的。”据此，我方高度重视。一度由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负责筹办此事。我们翻译小组在北京饭店专辟了房间作为工作室。在我方译成初稿后，阿党中央专门派来两名语言专家同我们进行文字校对、加工。为了感谢他们付出的辛劳，我方还安排两专家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参观、游览。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日傍晚，我正在北京饭店工作室校对“语录”的部分阿文清样，突然来了两名军人。他们是负责中央警卫任务的８３４１部队的成员。来人称，奉总理办公室之命接我到钓鱼台宾馆。我被安置下来后，一名领导干部正式通知我：“周总理要你去毛主席处出一趟差。”当晚无事，翌晨出发。

    第二天早晨，一名文职官员和一名警卫用一辆小车把我从钓鱼台送到西郊机场。我注意到，停机坪上空无一人，只有一架待飞的专机。待我走进贵宾休息室后，一名年轻的女空军给我沏上一杯碧绿的“龙井”茶。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品茶一边寻思：我肯定是陪同一名中央首长去主席处，这人是谁呢？此行又飞往何方呢？我出差的任务是什么呢？

    乘专机飞往上海

    一个清脆的声音打破了贵宾室的寂静。站在贵宾室门口的还是那名貌美端庄的女军人：“首长，专机就要起飞了。”我看了一眼，未答理她，因为室内并没有首长。我继续品茶。约五分钟后，还是她，走近我坐的沙发旁，毕恭毕敬地对我说：“首长，请跟我前往登机。”我回了她一句：“你要找的首长尚未到吧？”转而又想：也许，首长先我登机了。

    我手扶舷梯登机。机舱里的情景出乎我之所料：机长和他的同事们共七八条汉子，身着空军服，站成一排，立正齐呼：欢迎首长！我这才真正意识到：那位“空姐”所言是“实”，我真的成了“首长”——令人感到诚惶诚恐！我颇不自在地与列队欢迎的人员一一握手，以示谢意。在我被引进专机里的“小屋”坐下之后，一名女服务员指着另一侧的单人床对我说：“首长，等专机升空，您就可以躺下休息，也可以坐在这沙发上看报。”桌上备有当天的党报和军报。

    其实，我根本无意躺下，而且自始至终没错过凭窗俯视的机会。这天，能见度甚佳，且飞行高度仅三四千米。从阳光照射的角度判断，专机在往南飞。在飞经泰山之后，我欣喜地发现：机翼下出现一大片水域，接着就是一条从北向南延伸的宽宽的水带。前者是苏鲁交界的微山湖，后者是京杭大运河的苏北段。我已经飞临我的祖籍地淮安、出生地宝应和成长地扬州了。

    飞机继续南飞，越过长江，进入苏南。我隐约感到，前行的目的地可能是大都市上海或人间天堂杭州。总之，是毛主席正在巡视的地方。

    果然不出所料，专机降落在上海市郊某军用机场的跑道上。在停机坪迎接我的是两位身着便服的军官。其中，身材稍矮者向我介绍说，另一位是空军副军长，而他自己是副师长。下午他们送我到距离较远的上海西郊宾馆。我在该宾馆一间静谧的客厅里，见到了“合作连三月、分别刚两周”的阿尔巴尼亚两位语言专家。原来他们在访问了一些省市后，来到上海，被安排接受毛主席会见，而我则是作为陪见人和翻译由京来沪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则是这次会见的策划者。正当我们为此感到兴奋之际，一个身着浅灰色中山服的魁伟而亲切的身影出现了。

    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

    毛主席这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正值“文革”中震惊全国的１９６７年武汉“七·二○事件”（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王力对外交部八·七错误讲话（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刚抛出不久，外交部两派就保、反陈毅问题尚处于争论不休之际。在接见中，毛主席对当时“文革”中的形势作出了不少指示。他除提出“天下大乱，先乱后治”等想法外，还有两个内容，其中之一是直接关系到外交部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的大会客厅内，毛主席先同客人打招呼，接着就向我进行了一番调研。

    主席问我：“你从北京来，外交部目前情况怎么样？”

    我回答：“外交部两派在对待陈毅同志问题上，争吵得很厉害。”

    主席问我的态度。我就说，我拥护主席提出的“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的指示。

    主席似乎觉得我言犹未尽，未作表态。我便接着往下说：“我理解，主席的‘一批二保’指示是指：对一个身体不适的人，让他洗个热水澡，出一身汗，健康就好了。”

    主席顿时点头认可，在看了我一眼后，用手指向客人，示意要我把上述所讲统统译出，告诉不知情的阿尔巴尼亚两专家。主席还就各种文本，包括即将在我国出版的阿尔巴尼亚文本的《毛主席语录》表了态。主席说，这个小红书没有什么用，是林彪让一些人搞出来的。
主席这一系列指示，对治理全国一些地区的“乱”有重要意义，对外交部两派的争吵有了新的定论，进一步落实了对陈毅同志的“一批二保”。

    我在京传达了主席的八·二○指示

    我于毛主席接见阿方人员的第二天下午搭乘民航客机返京。返程虽不是专机，但我也因有特殊任务——把主席最新指示捎回北京——而享受了“头等舱、先下机”的待遇，即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第一个走出机舱，登上专候在舷梯下的一辆小车，直奔钓鱼台。

    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的一个专门的会议室里，接到周恩来总理传来的口头指示：让范承祚吃完晚饭后，先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主席接见阿方人员的谈话内容，然后将“谈话记录”整理好送总理本人。

    遵照总理所示，我向“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诸成员传达了毛主席这次八·二○最新最高指示。当年名噪一时的“文革”中的领头风云人物和军方一些有权势的人，认真听了我的转述并做了记录，有人似有局促不安之感。

    这就是我３９年前的一次神秘旅行。往事历历，特此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