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前四个字从１９７２年中日复交以来３０年的“双赢”历史中得到了有力证实；后四个字则由于小泉的所作所为也不幸被言中。

    在人们长期使用的习惯用语中，有一个似乎为中日两国所专用，这就是“一衣带水”：“衣带”之长，象征着中日交往历史悠久；“衣带”之窄，象征着中日地理文化接近。就“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而言，在２０００余年的交往历史中，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交流，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然而，在１８７４年以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坚持将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的方针，积极推进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终于在１９７２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１９７８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１９９８年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应该说，不论是复交前还是复交后，战后日本各届首相和内阁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都是友好或比较友好的，但是，中日关系也出现过三次大的逆流，其原因主要在于某些日本领导人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

    第一次逆流：岸信介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邦交断绝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多次提议就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商谈。１９５２年５月，日本三位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绕道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后应邀抵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日本政界人士。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中日分别签署了第一次、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在主张开展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时期，中日又在１９５５年签署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两国民间贸易由小到大，日渐发展。

    １９５７年２月，上台才两个月的石桥湛山首相因病辞去首相职务，岸信介内阁上台。岸信介上台后日本的政治风向迅速右转，在对外关系方面改变了鸠山、石桥两届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例如，岸信介在访问东南亚期间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侮辱、诽谤新中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在访问台湾期间会见蒋介石，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在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攻击中国是“共产主义重大威胁”。１９５８年四五月间，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期间会场上悬挂的五星红旗被两名暴徒撤下撕毁，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长崎国旗事件”，这件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５月１１日，中国政府宣布，鉴于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及其恶劣态度，中国方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日关系出现了第一次逆流。

    冲破逆流的发展

    面对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中国政府一方面坚决打击和揭露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把岸信介政府同广大日本人民及对华友好人士加以区别，邀请了一批批民间友好团体和人士访问中国。为了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中国政府在１９５８年８月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与此同时，在日本方面，以石桥湛三、松村谦三、高?J达之助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自民党政治家体察日本国民的意愿和顺应时代的潮流，多次访问中国，为打破两国关系的僵局，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自民党有识之士和广大日本国民积极有力的行动面前，岸信介越来越孤立。１９６０年岸信介内阁企图在国会强行通过新的《日美安保条约》，遭到强烈反对，日本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保斗争，终于迫使岸信介下台。

    之后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日本的发展方向转向经济方面。在对外关系方面，鉴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自民党内部主张调整对华政策的意见也日益增多，池田内阁上台后不久即做出要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中国方面也对池田内阁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做出了响应。１９６２年１１月，中日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两国关系“以民促官”的特征日趋明显。１９６４年４月，中日双方就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互派记者达成一致意见，中日之间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日趋频繁，实际上形成了半官方的外交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