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接触”——“融合”——“利益攸关方”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三部曲”，那么，“建设性交往”——“建设性参与”——“建设性合作”则成为中国对美外交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从总体看，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因为无非还是软硬两手，只是提法和概念不同而已。但如果以这样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去看问题，往往不易把握事物“量”的变化，从而可能使“质”变成为“突”变，不利于科学决策。因为从决策角度而言，最难的往往不是对事物“质变”的应对，而是对事物“量变”程度的细微分析。

    美国对华战略“三部曲”

    如果细致跟踪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应该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大体经历了“接触”——“融合”——“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三个阶段，笔者将其比作对华战略“三部曲”。

    其中“接触战略”大体涵盖冷战结束（美国人更倾向于1989年之后）至20世纪末大约10年，其中以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后期提出对华“全面接触”战略为标志。其中心思想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不同、发展前景不明朗的大国，不能全然受冷战终结的影响而对其奉行遏制战略，而应通过交往引导其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演变。这期间，美国对中国发展前景带有很深的疑虑，表现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奇谈怪论满天飞；而两国间的战略猜忌与战略误判也时有发生，表明美国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实行不顺畅，中美关系也总是起伏不定。

    美国对华战略“第二部曲”即所谓“融合战略”阶段，大体始于2000年至2001年间。标志性事件有：一、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纳”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重大标志；三、北京申奥和上海申请世博会终获成功；四、“9·11”后，美国将中国纳入国际反恐联盟“同心圆”中。

    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在此期间提出所谓“融合战略”，明确指出要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融合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共同对付其他对美国更具杀伤力的“邪恶势力”。如果说“接触”是低层次的交往，那么“融合”则是深层次互动。后者与前者之间的微妙差别在于，美国开始充分意识到，不能将中国始终当作“异类”简单交往，而应把中国作为可以合作的对象加以“发展”。

    美对华战略“第三部曲”更期待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

    大体以佐利克2005年“9·21”演讲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为标志，美国对华战略开始进入“第三部曲”。其主调是，不仅应当将中国作为可以合作的对象加以“融合”，而且期待已经逐步“融合”进来的中国主动发挥建设性作用，分担美国的全球风险，“共同”塑造对双方都利益攸关的国际体系。

    美国对华战略不断向前推进的“三部曲”，一方面同中国过去近20年的发展息息相关，即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势日渐明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以及对全球安全的稳定阀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这也是国际环境的变动使然，全球化、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使得大国关系呈现出有别以往的新特点，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致命性疾病等非传统威胁的凸显注定大国必须合作，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也容不得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制性塑造”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中国对美外交与时俱进

    中国自始至终敏锐地把握住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变与不变，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予以应对，确保了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一方面，中国坚持“两手对两手”的对美政策基本方针不动摇；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到“融合”的微妙变化，也相机分别采取了“建设性交往”和“建设性参与”政策，从而确保了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而针对所谓“利益攸关方”的对华战略“新”思维，中国政府再次主动强调中美要加强“建设性合作”。诚如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反复指出的那样，中美不仅应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

    如果说“接触”——“融合”——“利益攸关方”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三部曲”，那么，“建设性交往”——“建设性参与”——“建设性合作”则成为中国对美外交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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