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处在继明治维新、二战结束后的第三次国家发展战略抉择期，需要通过改善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关系，以实现共同发展。此时，日本媒体能否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至关重要。

    特殊的记者俱乐部制度

    日本国土狭小，交通发达，语言单一，文盲率低，所以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非常大。日本有五大全国性媒体：读卖新闻社、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产经新闻社，它们除经营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外，还综合经营杂志、电视和广播等，以形成强大的综合影响力。在最近的《世界报业协会全球日报发行量百强名单》中，这五大报纸都名列前茅。《读卖新闻》朝刊和晚刊的总发行星达到1400万份，《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的发行量也都是数百万份，五大报纸的发行量占日本全国报纸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而日本受众在各种媒体中，对报纸的信赖度尤其高，最高曾达到92％，最低时也从没下过80％。

    提起日本媒体，不能不谈到日本式记者俱乐部制度。欧美电有记者俱乐部，但那仅仅是联谊性质的，而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对媒体来说是主要的采访基地。传统上日本各官厅和大机构都辟有专室，向媒体发布消息，只有加盟记者俱乐部的媒体才有资格派出记者常驻于此，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据统计，日本报刊登载的新闻中，有七八成以上是通过记者俱乐部发布的。记者通过记者俱乐部获得信息，同时要遵守其极为严格的内部规则，包括什么消息能发，什么消息不能发。如果哪个记者违反了内部规则，就永远不可能再次踏入这个圈子，该俱乐部的所有信息也将对其封锁。因此，记者俱乐部对媒体的控制力是相当强的。

    这样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形成了日本媒体报道方式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是口径一致。例如日本媒体保持不谈历史的基调，不仅自己不谈对外战争历史的是非，还不许别国谈历史。哪国谈历史，就给哪国扣上“抓日本的小辫子”、“打历史牌”、“干涉日本内政”等帽子。日本媒体更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设为禁区。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可信资料以及日美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证明，集日本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的裕仁天皇纵容军部对外侵略扩张，亲自或者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并且“圣断”对美英开战，罪责难逃。然而日本媒体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日前《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主笔渡边恒雄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转向”，有一些反省的表示，但其中提出的“首先要明确战争责任问题”，“我们计划用一年，准备把当时的军政首脑们应承担的不同责任都搞清楚”，显然又在引导舆论将战争责任问题都推到“军政首脑”头上，丝毫不想触动最高统帅裕仁天皇。

    二是煽情加暴风骤雨式。例如去年4月针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通过篡改史实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中国民众进行了几次抗议游行，日本媒体遂将其定性为“反日活动”，电视台反复播放游行场面，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镜头和照片，无疑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国13亿人都在进行反日游行，而且还不止一天：这种针对某个事件进行有策划性、连续性的大量报道，很容易使日本民众在短时间内对该事件形成舆论定式。去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日本媒体不是反思侵略战争历史，而是将否认侵略历史、为“战败国”开脱责任，定为纪念“战后60年”的主旋律，着重报道“纪念日俄战争胜利100周年”和复制“大和”号战列舰等活动。《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联合刊发广告：“8月15日终战60年，让我们集合在靖国神社，举行20万人的参拜运动”，结果那天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民众真的超过了20万，创参拜人数的历史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