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Spooner
日本拒绝面对犯下恐怖罪行的过去，给亚洲带来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60周年纪念在欧洲和亚洲真是天壤之别啊。在欧洲，德国参加纪念活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战争的双方都来庆祝纳粹的失败，都认为赢得了解放。但是在亚洲，邀请日本参加在北京，首尔，平壤，或别的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关于战争的争论还在继续。
当今的世界上好像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仍然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与邻国争吵不休。在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国家韩国，90%的人不信任日本人，在中国，敌意和怀疑也在蔓延。
日本2005年的重大目标是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是不仅所有邻国的反对，甚至连接受日本巨额援助的53个非洲联盟成员国也反对。美国也因为不愿意安理会扩大而反对。尽管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竭尽全力赢得华盛顿的支持，这个要求还是被拒绝了。
如果回顾一下6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从来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战争责任问题，二是日本的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问题。战后解决方案使得日本长期成为美国的附庸，并和亚洲邻国保持疏远。
东京审判没有正确地解决战争责任，在日本人看来缺乏合法性。日本人多数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虽然战败者的罪行得到了审判，而盟国的罪行（广岛，长崎等）却被忽略了。另外，日本殖民主义在1931年甚至更早的时候的罪行（尤其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没有清算。但是当今没有那个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有罪，因为日本的最高统帅昭和天皇（Hirohito）被免除了责任，而且还处于战后国家的核心，日本731部队犯下的罪行（日本的生物化学武器部队）被故意掩盖了。按任何的标准看，对罪犯的判决都是宽厚的。虽然有一群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7人在1948年12月22日被处决，但是剩下的同样罪犯的人第二天早上就释放了，有些人甚至担任入首相这样的重要职务。虽然最少数人作为象征被惩罚，但是更多变成了做做样子的训诫，位于军国体制的下层的乙级和丙级罪犯中有超过1000人被处决。当剩下的人在1957年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甲级战犯岸信介（Kishi
Nobusuke）还成为了日本首相。
正是因为审判不公，加上东京和其他城市的破坏，尤其是广岛和长崎的灾难，日本人长期以来有一种强烈的受害者情结。没有任何一个日本的法庭起诉或惩罚任何一个人或者日本军队在1931年到1945年以天皇的名义犯下的任何一项罪行。那些在中国或者别的地方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如今在日本仍然逍遥法外，而在欧洲或别的地方犯下罪行的德国人则被追杀知道他们死亡为止。
日本唯一的一次尝试处理没有解决的战争责任问题是在2000年12月的认定天皇和别人“有罪”的民事判决（只是针对妇女的犯罪），并由此引起轩然大波。
不管瑕疵有多少，确定日本战争罪行的法律框架是建立在战争罪行的审判上的。日本政府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中接受审判的合法性和应尽的义务。但是当今日本有影响力的声音仍然呼吁拒绝这个和约，坚持认为战争是为了亚洲解放的崇高目标。这批力量还呼吁重写历史教科书，修改宪法。
直到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日本的国会在社会党担任首相的短暂阶段接受了殖民主义和侵略亚洲国家的责任，并因此遭到200名国会议员愤怒抗议。从那以后，反对的声音就稳定增长。就在几个星期前，300多名议员呼吁首相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纪念战争死难者的地方，包括战争的领导者甲级战犯，虽然可以被看作日本传统宗教的表现，但是最多像加上佛教和绅道教的传统的19世纪后期普鲁士式的国家崇拜。）
除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战争罪行外，日本的身份认同和未来角色也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德国不一样，日本占领当局坚持战前国家的模式在战后继续运行，仍然把战前被尊崇为神的天皇当作新国家的象征。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帝国的独特性和最高权威继续维持，日本对亚洲的疏远和对美国的依赖就在结构上得到了确立。这个安排在经济上的回报是巨大的，但是政治上的代价会慢慢出现。长期以来绝对听从美国的东京官员如今面临两难的局面：追随美国的义务和积极加入东亚共同体的愿望。日本最杰出的老一代政治家后藤田正晴（Gotoda
Masaharu）也把日本描述为美国的属国/保护国"vassal state" (zokkoku)。
还需要多少次的8月15战争纪念日，才能让人觉得日本人参加南京，首尔，平壤，新加坡的纪念活动是理所应当的？
只有当人们分享对历史的共同的理解，日本能够发挥完整的角色同邻国共同创造亚洲的未来时才成为可能。
译自：Rewriting an ugly past By Gavan McCormack
作者简介：伽文麦克考迈科（Gavan McCormack），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东京）教授。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