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宣扬中国威胁的同时，日本却有意抬举中国旁边另一个大国———印度。日本一些保守派战略家认为，印度发展对日本意味着机遇，日本企业应该大量投资印度，甚至亏本也在所不惜，目的是为了让印度平衡中国。
小泉纯一郎上半年访问印度，继续深化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目前，印度已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国和第4大投资国，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并且两国已在联合国改革和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等问题上找到契合点，相互携手竞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亚洲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说，由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不断恶化，日本将开始放弃中国股票，将资金注入印度，并称这是避免其在中国“风险”的一个方法，意图造成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中国的所得大为减少。
另一个让日本特别是小泉政府寝食难安的问题是，中国好像处处摆出一副要与日本抢夺能源的架势，这使日本仿佛找到“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现实根据。近年来，日本在能源资源问题上与中国竞争激烈。其主要表现是：中俄原本关于铺设“安大线”(安加尔斯克至中国大庆)输油管道的合作计划，遭到日本“半途杀出”，另设“安纳线”(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
事实上，围绕安大线与安纳线的明争暗斗不过是起了个头，而最近在东海油气资源开发权上的激烈争执更印证了这一趋势。日本发行量较大的《读卖新闻》社论强调，海洋权益对于海洋国家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中国在两国海岸中间分界线不足5公里的地方开发“春晓”油气田，中方的采掘“极有可能损害到日本的权益”。
沈骥如对记者指出，“能源问题本来可能成为中日两国扩大合作的重要领域，如今却成为两国展开激烈竞争与角逐的对象，正日渐成为割裂两国关系的利刃。因为，双方都已经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捍卫国家主权的高度，使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越来越窄，甚至将造成严重后果。如此下去，想不影响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是很难的”。
主导权的竞争
日本在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之后，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
二战以后，日本率先实现了经济腾飞，继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四小虎”(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实现了经济起飞，再往后中国经济紧随其后。以日本为“领头雁”、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像“雁群”般依次起飞的“雁行发展模式”曾引来举世瞩目与赞叹。
然而，日本在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之后，难以继续扮演“领头雁”的角色。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则蓬勃发展，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高。中日经济实力对比也出现了历史性变化，由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1比10缩小到现在将近1比3。
2001年5月1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年度《通商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
金熙德研究员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实质上就是“中日两强”趋势的首次出现。这一趋势已开始对中日双方的战略心理产生很大影响，为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带来调整期特有的剧烈震荡。
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也认为，中日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是对日本既得权益的挑战，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让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巴克曼说：“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这两个在亚洲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哪个将被视为亚洲主导强国，另一方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文章也认为，今天中日两国的政经地位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才是中日近日交恶的深层原因。
受此影响，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日趋复杂，既看重中国的广阔市场，希望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得到实惠，又心存疑惧。另外，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持续发展，大国意识增强，因而萌生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的愿望。
王义桅认为，“这种复杂心态使得日本当局在发展对华合作的同时，试图从多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防范和牵制，结果导致日中关系因双方各自确立和强化自己的国家主体性而产生激烈的对立和冲突。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中国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国际金融报/记者
葛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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