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费加罗报》6日刊登该报记者玛丽—洛尔 ·热尔蒙对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主任、政治学家杰里米·夏皮罗的访谈，题为《杰里米·夏皮罗谈“一种根本的理论分歧”》。夏皮罗认为，施罗德在2002年竞选期间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标志着德美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欧美关系中的一场革命。德国一直寻找摆脱美国束缚的机会，而这种意愿长期以来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大力支持。柏林和华盛顿在理论方面的根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看法不同，德国人在外交方面达成的共识是稳定最重要，而布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丝毫不考虑维护稳定和维持现状。即使默克尔当政，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访谈摘要如下：
《费加罗报》记者问：如何理解柏林在欧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呢？
杰里米·夏皮罗答：这是一种适应各种形势的作用，随着20世纪种种引起动荡的事件而变化，但它始终能充分把握住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尺度，而在欧美外交方面必然显得力不从心。英国在欧洲忠实地扮演着美国先锋的角色，而德国却常常试图反对这种关系，毫不犹豫地对美国抱着批评的态度。柏林对美国的这种“不积极”态度和巴黎一样，真正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特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德两国的内部重建过程中，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被证实是重要的。对它们来说，保持欧美关系也同样很重要，因为这就形成了抵制苏联威胁的防务战略中心。随着冷战的结束，这样的行为方式受到了质疑。然而，直到2002年美国出兵伊拉克之前，科尔总理和克林顿及后来的布什之间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很顺利，但已不那么近，因为苏联的威胁已不存在了。在施罗德上台时，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已明显冷淡，直至因伊拉克战争导致公开的冲突。在我看来，因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争吵既不是因为内部分歧，也不是因为欧盟的外交，而恰恰是因为德国试图保持其不积极的批评态度。而且正是因为这种身份的变化，危机才变得如此严重。原因很简单：德国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美国，并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朝着和平主义方向改造自己，于是找到了摆脱美国束缚的机会。这种意愿长期以来得到了德国舆论的大力支持，而在此之前，它却从没有被使用于政治方面。施罗德在2002年竞选期间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标志着德美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欧美关系中的一场革命。
问：因为布什曾得到施罗德不利用伊拉克问题参加竞选的许诺吗？
答：布什在某个关键时刻感觉自己受到背叛。此外，在施罗德竞选总理之后，德国官员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与法国人结盟，因为法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反对美国。布什政府没有对2002年至2003年间已发生的事情采取措施，但是，当它明白了欧洲外交会引起怎样的灾难时，也就认识到，它试图孤立德国的尝试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问：当涉及到“惩罚法国和原谅俄罗斯”的时候，你会这样解释赖斯敦促“忘记德国”吗？
答：布什政府明白，孤立德国丝毫解决不了危机，因为首先要阻止法国。布什的顾问们都清楚，如果他们让巴黎和柏林合作且相互加强力量，就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法国成为一支特别强大的阻力。削弱巴黎地位的最佳方法就是恢复与柏林的友好关系。
问：你认为安格拉·默克尔参选有可能真正改变德美关系的现状吗？
答：从某种范围内有可能改变，但不会从总体上改变。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因为华盛顿和柏林之间的关系正在得到改善。自从布什再次当选总统以来，双方都同意要做出真正的努力。此后，布什总统与施罗德总理的私人关系依然略带不信任。在国际政治方面，不应该低估人情势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布什丝毫不再相信施罗德的许诺。诚然，他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就是他必须重新与这位政界人物打交道，但他不喜欢这个人。相反，我认为，布什有可能与安格拉·默克尔建立信任关系。不管怎样，撇开领导人的个性，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这将使得安格拉和施罗德同样脆弱。
问：你在暗示布什在德国舆论中很不得人心吗？
答：以至于反美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手段。否则，如何理解施罗德最近的讲话呢？因为他表示，如果美国决定攻打德黑兰，德国不会向伊朗派军。默克尔没有反对这一讲话，她只是表示，重要的是尊重其它反对派的意见。此外，她重申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再次表示，如果她当选，不会派兵增援。她明确表示，她丝毫无意充当布什总统的矛头，从而损害了她自己在舆论中的好名声。这是合乎逻辑的。布什政府显然很支持安格拉·默克尔当选，但我们不要心存幻想，因为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也就是希望一起工作的政治领导人开始更有成效的合作。而我们并不期待这种合作变成战略伙伴关系。
问：德美的严重分歧难道不主要是因为在意识形态方面确实难以相容吗？
答：柏林和华盛顿在理论方面的根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看法不同。德国人在外交方面达成的共识是稳定最重要，这就要求解决国内或外交各种重大问题（从近东危机到国内经济）不能引起危机。而美国新保守派的理论却与此截然相反，布什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丝毫不考虑维护稳定和维持现状，相反却准备付出人力和物力的沉重代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