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9日电 大公报发表文章认为，全球进入战略稳定期这一战略态势，构成了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期的最大外部条件和推动力。双方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只要两国都能以一个稳健的大国心态，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中美两国一定能够克服有悖于时代精神的旧思维，建立战略互信，开创两国合作的新局面。

    文章说，今年以来，随着美国反恐战略告一段落，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注意力下降，中国重新成为美国重点关注对象，美国国内再次掀起有关“中国威胁”的大讨论，同时不遗余力地采取相应举动。美日将台湾纳入“共同战略目标”，美国极力阻止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制造对华贸易摩擦、压人民币升值，美国防部发表高估中国军力的报告等等。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尽管美国鹰派新保守主义势力将中国看成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拥有决策权的布什总统还是倾向于将中国看成是合作伙伴，认为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互利的经贸关系；反恐、反扩散、打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战略稳定期，一个突出的特点和表现就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毋庸置疑，中美两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主要表现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双方之间存在战略上的猜疑。另外，中美两国在经贸问题上也是摩擦不断。但是，这些分歧和问题，经过双方的努力，目前都具有很强的可管理性和可控性。

    中美均需稳定环境

    首先，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中美两国都在谋发展，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只能靠自身的发展，舍此别无他法；美国要维持霸权国地位，最根本的途径也是发展。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双方对此已经形成共识。对抗与冲突，只能在造成双方两败俱伤的同时，使其他力量获渔人之利。双方都把本世纪头二十年作为战略机遇期，努力发展自己，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暂时放在一边，加强沟通和对话，力图通过发展自己力量，并且在发展中，为未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战略决战，创造条件，积蓄力量。

    其次，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美国长期在台湾问题上持战略模糊政策，以期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但是，最近一两年来，陈水扁在渐进“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步加大推动实质“台独”和法理“台独”的力度。这显然也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多次在一些敏感时刻，一改战略模糊为战略清晰。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布什总统公开批评陈水扁的言行是要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今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极大限制和约束了陈水扁搞“台独”的战略空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次出现了中美联手维护台海稳定的局面。

    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另外，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摩擦也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互为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美经贸合作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互利双赢的关系，前景广阔的经贸合作使谁也难以忽视对方的存在。2003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骤然升温后，同年12月温家宝访美，两国共同决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员会级别，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双方一致同意在中美商贸联委员会框架内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分别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救济措施、农产品检验检疫、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和贸易额统计方法等问题。中美经贸摩擦的协商机制基本建立。今年以来，中美在纺织品贸易问题上摩擦不断，尽管经过四轮磋商，仍未果，但这也表明双方在处理经贸问题上坚持协商、沟通的基本价值取向。

    最后，中美加强了战略对话，中美在彼此战略意图上实现可管理性和可控性已初具雏形。今年7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今年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显示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担心。其实，美国很清楚，中国军事力量与美国相差甚远。他们担心的主要是所谓“透明度”，即中国的战略意图如何。美国在对待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心态也是一样。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占份额还是很小的，对美更不会构成实质威胁。美国担心的主要是，中国会将迅速增加的财富投向何处。中国变得强大以后，在看待地区和国际格局上有何转变。而中国自从近代以来，今天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民族复兴的曙光和希望，对未来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将扮演何种角色，自然也备加关注。双方现已开始加强在战略意图方面的沟通与协调。8月初，中美双方举行了第一次战略对话，为中美两国消除战略分歧，实现机制化管理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全球化多极化成趋势

    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期，是与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相一致的，同时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当前，全球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略稳定期。全球战略稳定指世界性国际体系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实力、权力分配结构和体系运行的整个规则制度处于一种不易改变的、相对均衡的、自我保持的状态。

    冷战结束、雅尔塔格局瓦解，二战后逐步形成的以两极对抗为主要框架的全球战略稳定也不复存在。国际体系战略稳定的力量结构基础，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第一，美国成为国际体系内唯一超级大国，助长了美国的扩张和干涉倾向；第二，地区冲突一度失控。两极格局下，地区冲突基本上被纳入到美苏两极对抗的轨道中，两极格局瓦解，造成了某些地区的权力真空，个别国家地区霸权主义野心膨胀，挑起地区冲突；第三，各种国际战略力量纷纷进行战略调整，相互之间进行着剧烈的分化组合，俄罗斯对外战略一度摇摆不定，欧盟、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也在迅速崛起。

    经过十余年的调整，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战略稳定期。冷战后，美国成为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单极时代。但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虽然有实力绕过国际社会做它想做的事，但美国却没有实力绕过国际社会做成它想做的事。另外，其他国家在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不及美国，但并不受美国控制。事实上他们总是能制定并执行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美国不可能强行推动自己想要的国际秩序。

    建互信创合作新局面

    此外，全球化、多极化成为大趋势。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各层面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促使各国更倾向于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多极化使得大国竞争呈现复杂的局面，任何两国间的对抗和冲突，都会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后果。这些因素都在促使全球各种战略力量认清现实，避免过早战略摊牌。全球也由此进入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战略稳定期。

    全球进入战略稳定期这一战略态势，构成了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期的最大外部条件和推动力。双方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北京应该保持谨慎，以防他更大的雄心与当前更现实的利益相冲突；美国也要小心翼翼，以防他的欧亚大陆的战略利益因处理对华关系的战术性失误而受到危害。”只要中美两国都能以一个稳健的大国心态，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中美两国一定能够克服有悖于时代精神的旧思维，建立战略互信，开创两国合作的新局面。(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