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写诗怒斥日寇 （记者 江亚平）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前往印度诗圣泰戈尔所创办的国际大学所在地采访，了解到泰戈尔伟大的一生，特别是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更令人难以忘怀…… “他们将用刺刀挑起惊天骇地，撕心裂胆的惨叫，斫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把太阳旗插入夷平的村庄的废墟上……战鼓咚咚，军号阵阵，世界瑟瑟战栗。”这是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的诗歌《敬礼佛陀的人》中的一段。
1941年8月7日诗人逝世
“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隔着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一个并未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文学泰斗，却不忍见邻国遭到凌辱，拍案而起，以笔为刀，刺向日本侵略军，让日寇心虚胆寒。
泰戈尔访问中国
为人熟知的是泰戈尔笔下那柔美的“生如春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但料想不到在1937年日军践踏中华大地时，他竟写下了《敬礼佛陀的人》这样怒目金刚式的诗句，无情鞭挞和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前往印度东部港口城市加尔各答附近的香提尼克坦采访，这里正是印度诗圣泰戈尔所创办的国际大学所在地。在国际大学采访期间，记者了解到泰戈尔伟大的一生，特别是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令人难以忘怀。
泰戈尔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聪敏好学，14岁开始做诗，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不仅是文学家，诗人，还是哲学家，教育家、画家和社会活动家。更难能可贵的是，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感情。他曾无限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1924年访问中国时，泰戈尔曾情不自禁地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警告日本不要做“妖魔贵族”
1937年4月，在泰戈尔的鼓励和关怀下，中国学院在由他担任校长的印度国际大学中成立，该学院为传播中印文化、促进两国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名中国学院的教师对记者说，泰戈尔曾多次通过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先生转达他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和关怀，充分显示出一位印度文学家对中国的一片深情。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夕，当听说日本侵略军出征前去寺庙烧香念佛，乞求侵华战争胜利时，泰戈尔认为这简直是对人类善良的绝大亵渎和讽刺。于是他愤然提笔写下了《敬礼佛陀的人》的长篇诗歌，鞭笞魔鬼的“善心”。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泰戈尔是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家中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政策最早的人。早在1916年访问日本时，他就揭露和批评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在东京大学演讲时，他说：“向西方列强那样贪图别国的领土是不可取的。”1924年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泰戈尔由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陪同前往日本。他在一次讲演中再度警告日本统治者，不要模仿西方，“也不要做张牙舞爪的妖魔贵族”。
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日本的疯狂举动，泰戈尔由失望转为愤怒和憎恨。1937年9月21日，76岁高龄的泰戈尔致电中印学会理事会主席蔡元培和监事会主席戴季陶，电文说，“你们的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我深为钦慕。祝愿你们取得胜利！”他在电文中还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使我感到痛心的是，日本人民竟然被他们的统治者引入背叛东方最高理想的企图。”
祝愿日本人民“能悔悟”
除了用诗歌揭露日军的暴行外，泰戈尔1939年又在《甘露市场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支持由印度国大党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他还呼吁他所创办的国际大学捐款支援中国抗战，自己首先带头捐款500卢比，使得国际大学的捐款一次就达5000卢比之多。泰戈尔甚至主张用正义战争制止侵略战争，这是他对自己一贯坚持的“大爱与和平”思想的一个突破。
面对一代文豪的正义呼声和无情怒骂，日本统治者是又怕又恨。于是多次托人劝说泰戈尔不要发表“反日言论”，但均遭到泰戈尔义正词严地拒绝。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走卒野口米次郎曾给泰戈尔写信，把日本的侵略行径无耻地称为“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手段”。遭到泰戈尔的痛斥，他说：“如果把疯狂屠杀平民，毁灭文化遗产这些暴行叫做‘建立东亚新秩序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手段’，那就是把兽类的生存方式当作人类生活的准则来顶礼膜拜，是在骷髅堆起的山顶上建立你们的亚洲一体观念。”野口米次郎仍不死心，又给泰戈尔去信，用狡辩和恫吓的语言来迫使泰戈尔改变对日寇暴行的看法，遭到泰戈尔的迎头痛击。他在回信的结尾处写道：“祝愿我所爱的贵国人民不会胜利，但能悔悟。” 中国著名学者和梵文专家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泰戈尔的性格具有两重性，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显然，泰戈尔在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展现的完全是怒目金刚的一面。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饱含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中国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