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时殷弘

    “中国军事威胁”开始成为美国战略家和新保守派心目中“中国威胁论”的核心构成。这是中美之间结构性和战略性抵牾正在发展的重大表现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美国“中国军力报告”的出台掀起了美日台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而事实上，“中国威胁论”最能触及中国舆论的敏感和反感。然而同时，它也近乎最少得到中国舆论的内在分辨和区别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威胁论”不但在某些外国人那里、也在某些中国人那里是一种被高度简单化了的“标准模式化观念”。

    “中国威胁论”是正常现象

    在国际政治中，一国不应当期望任何其他国家像自己一样与人为善，必须把对方假设为坏的。梁启超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定意义上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相猜忌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甚至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性效应之一。

    与此同时，这种互相猜忌一般会随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加剧：如果一国作为强国崛起，特别是在力量发展很快的情况下，别国就很可能增大对该国的猜忌；相反，如果一国衰落，有时也会因此增进别国的猜忌，担心该国可能因为各种与衰落相连的原因，而对外冒险实行侵略或军事威胁等。假设中国与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不是在崛起而是在衰落，那么同样会有“中国威胁论”，例如说中国将迸发难民大潮，或者说政府在这衰落之中可能通过煽动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搞对外冒险，从而转移国民视线。

    因此，在上述意义上，“中国威胁论”是正常现象。其实，中国现在大概已经明白，不管怎样解释和保证，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连同意识形态盲信所导致的，或出自恶意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将经久不息，它与中国作为强国崛起的整个过程长期共存，而且在中国真正强盛起来以后也不会消失。因此，中国既要反驳不顾事实故意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又要坚持不懈地以中国自己妥善的言论和行动去解释和表明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争取使那些正常的猜忌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中国威胁论”之消长衍变

    “中国威胁论”的真正兴起大致是1996年对台湾东部近岸海域的导弹试射之后。那时不仅美国，而且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都嚷嚷“中国威胁论”。然而这几年与那时相比，周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有所缩减。与此同时，另一种关于中国的舆论在增长，它是一种并非简单化的、对中国未来的国家方向不预设“威胁”断言的舆论。按照这种舆论，中国无疑在迅速地走向强大，但不能过早断言强大的中国到底会不会威胁别国，也许一个强大的中国将是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将保持“和平崛起”。如此关于中国未来的“开放性”舆论比先前已大为增多，但在日本除外。

    还有一种舆论现在也甚为常见，那就是中国确实日益增长的国力和影响全都依靠“软权势”（soft power），即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大发展，连同与之交织的温和精明的外交；中国在加速军事力量建设，但针对的是台湾问题，而非美国或其他邻国。

    上面的谈论完全不排除新近凸现的一个重要事态，那就是美国布什政府的决策者们不绝于耳地表述“中国军事威胁论”。从2005年初开始，无论是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长，还是总统本人及其白宫发言人，都一再表示关切中国军事力量的加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恐惧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增强所滋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背离和平道路。

    不能被“中国威胁论”威胁

    总之，对“中国威胁论”要作分辨和区别对待。不仅要用中国自己的言行，强有力地反驳不顾事实故意捏造“中国威胁”的势力，而且要善于理解甚或谅解在中国崛起过程，其他国家正常产生的猜忌。不能不做分辨就轻易判定凡是“中国威胁”言谈必定别有用心；也不能觉得强求外国人必须像中国人本身一样，体贴地理解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不能一听见不顺耳的话就认为是恶意攻击。随着中国的发展，加上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中国对外政策，除了在世界上少数例外地方，“中国威胁论”很有可能逐渐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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