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当然不是公司董事会，然而日本在争取“入常”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我们普通人在上例中争取“入董”时那么多的形象顾虑。就在本月2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还在联合国总部公开表示，如果日本无法如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削减联合国会费，原因援引的倒是“民意因素”：面临国内要求削减该国联合国会费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在日本“迅速扩散”至政府层面，是“很容易预料到的事”。

    其实日本在各国人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具有含蓄美德的文明国家，此番在会费问题上突然间变得这般直白，着实有些令人错愕。考虑到日本对于“入常”的热望，考虑到日本是目前联合国会费的第二大出资国、在联合国今年20多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缴纳19.5％份额的事实，在四国联盟“增常”决议案赶在7月底联大表决已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的情形下，日本的心情郁闷不难理解。然而，诚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当中所言：“君子求仁义之别，而著顺逆之处也”。舍仁义之形象而取利诱之手段，实在不算一招妙棋。

    事实上，联合国会费交纳标准的设定，根据在于联大决议，也是按照各国达成共识的计算方式确定的。将成员国的缴费义务和常任理事国席位简单挂钩，是“董事会思维”的幼稚推论，是“谁有钱，谁说话”逻辑过于简单化的牵强附会。无怪乎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帕塔福拉在26日的联大公开会议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个别国家不惜通过“敲诈勒索”手段为其“入常”寻求支持，不惜以削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或是中止儿童援助等项目相要挟。

    细一想来，这样的案例倒也不新鲜。美国落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后，就曾有一些美国议员愤然威胁要继续拖欠该交的联合国会费。然而，不妨试想一下每个联合国成员国都把联合国当作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都拿会费问题来讨价还价的情景，整个联合国岂不因此而乱套？斯帕塔福拉说得好，这已不是“塞钱”买票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想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日本，不会不明白孔老夫子“重义轻利”、“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

    既如此，为成大事，气度大那么一点，眼光远那么一点，又何妨之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