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加入世贸组织，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以及加入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后，中国已从体制上解决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随着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中国与西方差距的缩小，“国外”不再是中国人关注和向往的惟一地方
●美国等一些势力鼓吹中国“威胁”，与其说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野心”、“要求”在增长，不如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兴趣在减少
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对中国较为消极的战略判断和战略思维。说中国是“军事威胁”、“经济威胁”，“能源威胁”的声音不绝于耳。
美国重新出现“中国威胁论”并不出乎预料。几年前，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中国学者就提出，“9·11”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战略基础、战略意识、战略目标和全球战略部署。反恐从根本上说，对美国仍是局部的、技术性的和暂时的战略重点，一旦反恐有一定进展，美国势必把其战略矛头重新对准地缘大国。
但是，美国的“新中国威胁论”，显示出这些政治家、战略家不但对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思维缺乏深刻的了解，也说明他们对中国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中国国内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潮流所知不多。
中国正日益“内向化”
只要每天接触中国人，观察、体验、归纳他们的生活、感受、思维及价值观念，就会发现，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人担心，中国力量的增长会导致扩张、带来“威胁”的同时，中国举国上下正出现“内向化”的趋向。无论是中国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关注、思考、兴趣、利益的重心越来越在中国国内，而不是外部世界。
换句话说，在举世关注中国的崛起、美国等一些人担心“中国威胁”的同时，中国人自己对外国人的关注、对国外的关心和兴趣，与几年前相比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弱。
相对而言，中国人越来越关注国内的建设，比如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保障、环境、台湾及两岸关系；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身边的问题，比如学习、工作、机会、住房、汽车、手机、旅游等；与以前相比，他们越来越欣赏和享受国内而不是国外（包括美国）的生活，一个明显的共识是，国内的个人发展机遇比起国外来，要多得多。
中国的“内向化”趋势有它广泛坚实的基础和依据，具有其必然性。
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在缩小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根本改变。经济是基础，在改革开放后的多数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跳出亚洲经济发展的模式，即“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点。从1998年起，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道路”，而不是以前的以出口、外资为主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这也是为什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来的西方经济不景气，并没有影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以国外市场和投资为主，而是以国内需求为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内进行大笔消费：买房子、买汽车、用手机、下餐馆、上学、旅游等；国内市场上的投资也以国内、而非美国等外国投资为主。这不是说国外市场、资金、外贸等不再重要，它们仍然重要。但它们的重要性比以前减弱。
二是，中国的“国际化过程”基本结束。工业革命后，世界开始大规模相通、相连。但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中国近代以来总是被动挨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几代中国人努力使中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加入世贸组织，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以及加入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后，中国已从体制上解决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加入世界体系过程的基本完成，几十年来中国孜孜不倦努力实现的国际日程基本完成。中国人在国际上要做的象征性大事做完了，别国再难在这些大事上刁难中国。中国人对世界的兴趣和需求，当然就功能性、情感性地减弱了。
三是随着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中国与西方差距的缩小，“国外”不再是中国人关注和向往的惟一地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国内同样有更多、甚至更好的发展机遇、学习环境、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曾几何时，国内高校、特别是名校7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首选是出国；而今天正好相反，70%左右的毕业生的首选是在国内找个好工作。据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告诉笔者，据他们与英、德、法、澳等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接触了解，去年中国申请去外国留学的人数全面减少。究其原因，主要不是因为签证，而是随国内教育、就业机遇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人不选择出国。这些真正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官员，确实比远在万里之外的拉姆斯菲尔德之类，对中国有更切实和真正的了解。
美国的重要性在全面下降
上述观察、观点不是说中国要回到孤立、闭关锁国的时代。这些趋向表明：在美国等一些势力鼓吹中国强大导致“威胁”的时候，发展和强大中的中国人，对美国等外国的关注、崇拜在减弱、减少。与其说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野心”、“要求”在增长，不如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兴趣在减少。
反过来，倒是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先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情报局局长向国会做例行的美国国家安全形势报告，重新强调中国“对美国的长期威胁”（前两年的报告中还强调中国在反恐等方面的贡献）；紧接着是美国国防部长、副部长在国会作证时大谈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大肆鼓吹“中国军费、军力增长”的“威胁”。7月20日，推迟了一个月发表的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迅速现代化的军队将可能对亚太地区其它军事力量构成“长期威胁”。
对付“中国威胁论”的办法之一是不予理睬，因为这类说法对中国的发展不会有什么根本性影响。
写到这儿，笔者不禁想到，十年前，中美两国人士就中美关系、特别是其中分歧问题探讨交涉时，背后有一个双方很少直说、但起根本作用的问题：在中美关系中，谁对谁的需求更大？不言自明，当时，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
今天再思考这一问题，答案虽然并不一定正相反，但说“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比以前下降”，却是事实。中国只是在一个方面仍然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即反对“台独”、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安全。在这一方面，美国的作用，主要是负面、消极的，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纵容、支持和“保护”，台湾不可能分裂出去。
其实，中美间的这种变化不是孤立的。不但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在相对下降，美国对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重要性都在下降。伊拉克战争和虐俘等，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在全世界贬值；俄罗斯以及亚洲、非洲、拉美的很多国家都从切身的经历体验到，美国根本靠不住。世界确实在走向多样、多元，这些倒是拉姆斯菲尔德等先生应多思考的，否则，最强大的国家也会被世界和历史抛弃。（楚树龙 作者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战略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