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何种场合，一谈起夺走了几千万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领导人便有一种负罪感；而二战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其领导人则对此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辩解说早已道过歉了。

    小泉在莫斯科无名烈士墓前的轻松姿态，仿佛是再次向世界表明：日本并没有犯罪感。所以，可以预计，3个月后，小泉和他的阁员们可能还会坦然地去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可以预计，那时他脸上的表情决不会像在莫斯科那样轻松，而是如赴葬礼般凝重———因为，那是去参拜日本自己的亡灵。

    日本为什么不愿真正谢罪呢？分析家们各有各的解释。例如，说到日本军队视他人生命为草芥时，某些人类学家说，这是因为日本人对待死亡的观念不同，他们对待自己也是如此残酷。然而，一个人喜欢往自己身上捅刀子，难道就能成为往别人身上捅刀子的理由吗？再比如，说到日本人不谢罪时，有人说是因为日本人自尊心太强。这就好比某人强奸了妇女之后，出于自尊说根本没强奸她，这说得过去吗？

    要求某人谢罪，前提是此人有有罪的意识。若他自感无罪，那要求他谢罪，在他看来反倒是对他的刁难。面对一片要求其反省历史的呼声，日本漠然置之的深层原因就是，它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有罪。这一点可从许多方面得到证明。比如，1998年左右，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幻想中的南京大屠杀》；再如日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把“入侵”写成“进入”；而某些“学问更深”的日本历史学家则更是认为日本当年侵略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是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赶走了西方殖民者，是亚洲的“解放者”，“岂止无罪，简直有功”。历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真可以叫作“创造历史”了。

    对自己曾给外族造成的灾难，日本人容易健忘；而对外族带给自己的灾难，日本人则没齿难忘，而且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悲情。所以，一谈起二战，日本立刻就想起了曾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和长崎，倒好像自己成了纯粹的战争受害国。因此，为什么谢罪？

    罪与罚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盗窃了别人的财物而没有受到惩罚，自然不会认为自己犯了罪。德国的历史犯罪感，是与盟军给予它的惩罚成正比的。这种惩罚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军事上的惩罚相对而言不那么持久，更持久也更内在的惩罚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惩罚，即盟军摧毁了作为战争基础的纳粹德国政治体制，同时迫使每一个普通德国人在道德法庭上为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进行辩护，使得德国人都能真正地反省历史。

    但对日本的惩罚完全是军事上的，而且惩罚者也不是作为主要受害者的亚洲国家，而是美国。更关键的是，惩罚没有过多涉及政治层面，比如仍保留了天皇制度和大部分政府机构以及作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地的靖国神社；也没有将每一个战犯都绳之以法，甚至大多数战犯在被短暂羁押后又予以释放；更丝毫没有涉及社会层面。例如没有清算战争的各类帮凶（军国主义的鼓动者、理论家、新闻记者等），也没有迫使每一个普通日本国民在道德法庭上为自己进行有罪或无罪的辩护。

    然而，自认为无罪就代表真正无罪吗？德国报刊认为，日本如果不学会接受邻国看待历史的视角，将永远不可能与邻国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视角的改变和心态的转变，是日本目前最迫切需要的。（程巍 转自《世界新闻报》5月17日七版；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