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发表题为《中印“非敌化”对中日关系的启示》的文章，认为中印关系恩怨持续长达四十多年，其间的西藏问题和边界争端，一如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海洋领土争议；印度大国之梦中的“中国情结”，即中国是印度大国地位的竞争者，同时还是影响印度崛起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也与日本面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疑虑心理有可比之处。中印关系近年从紧张走向缓和的经验，对处理中日关系有两大启示：第一，政治和解须从最高层开始，也只有最高层才能采取以“政治原则”解决冲突的方法；第二，即便在冲突高峰期，也不忽视以适当途径向对方释放善意。

    印度反思传统安全观 中国表达和解善意

　  文章说，纵观印度几十年对华定位或敌或友的交替过程，关键在于其“你得我失”之传统安全观的作祟。但近十几年的两大发展使这一传统安全观受到震撼性冲击：一、由于经济发展策略的不同，到20世纪末，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二、冷战结束后，失去苏联靠山的印度开始寻求全方位外交定位，在重点发展印美关系的同时，试图以印俄和印中关系平衡对美关系，以获得更多的对美筹码，但相对滞后的印中关系已成为其“外交短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主流精英开始出现反思；与此同时，从北京传递到新德里的一系列正面和善意的信息，也推动了印度决策精英的思维转变。从1999年6月印度外长访华开始，中印恢复了高层往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2003年6月访华时，将印中关系定位成“健康的竞争关系”；数月后，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华时，中国总理温家宝称中印“大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时间里”，都是在“友好合作”中度过的。同时在边界问题上，两国改变以前从法律技术层面入手做法，而改用“政治原则”解决，双方委派高层次政治人物主导谈判，以政治原则统率技术谈判。

    中日关系虽更复杂但可与中印关系类比　 

    文章认为，较之中印关系，中日关系的不同在于：一、中日历史恩怨较之中印1962年边界战争更为复杂；二、较之印度的“中国情结”，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面对崛起的中国，其心态也更为复杂；三、较之印度的大国平衡外交，日本“拉美抗中”的战略更为明显。但中日关系与中印关系的类比性在于：一、作为相邻的大国，双边利益高于地区战略利益；二、在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应抛弃“你得我失”的传统安全观，斗则双输，和则双赢；三、敌意达至顶峰后，传统安全观将和双边利益发生冲突，由此可能引发反思过程的产生。在这方面，中印和解给人们两个重大启示：第一，政治和解须从最高层开始，也只有最高层才能采取以“政治原则”解决冲突的方法；第二，即便在冲突高峰期，也不忽视以适当途径向对方释放善意。　  

    日本长治久安关键不是把宝押在美国身上

    文章说，以中日关系现状看，虽然教科书事件恶化了民间氛围，但双方最高层至今没有发生正面冲突；相反，胡锦涛去年在智利当面要求小泉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客观上对小泉起到了震撼效果，促使其表示“以后不再对靖国神社问题发表意见”。这是未来中日关系走出低谷的基础，也是中日在低谷中维持高层互动的基础。从东京来说，有必要从下列视角思考中日关系的战略意义：作为近邻，中日持续冲突将导致两败俱伤；日本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外交上平衡于美中俄之间，而非仅将宝押在美国身上（东京可以用日美同盟为外交主导，但若以损害日中和日俄关系为代价，实际上将使日本面临更大的风险）；缓和日中关系将使日本获得中国的认可，并可通过中国缓和对朝鲜的关系。日本能否像印度那样完成心态调适，考验小泉的政治智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