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927-)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十一月之国》。所谓的《十一月之国》指的就是德国，因为非常巧合的，1923年希特勒掌权，1938年纳粹首次大规模“水晶之夜”暴行，以及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皆发生在11月9日。

    这首诗的最前4行和最后两行分别是：

    那是我所来之地，岁岁纪念第九个日期

    也是我想离去之地，越过非我所建的篱

    穿着错鞋奔向那我也有分的地方

    我也有责任对那些残留着的肮脏。

    打消债务或不计利息并不正当

    那债应由我辈清偿。

    这几行掷地有声、动人心魄的金石之句，不但浓缩了战后德国的思想格局，更重要的乃是它也非常深刻的碰触到了所谓的“历史救赎”的课题。在有如噩梦的历史里，加害与被害乃是一种最让人痛苦不自在的关系。当加害者愈是拒绝记得，受害者只好变得更加痛苦地难以忘记。只有加害者自己去记住，把它变成心灵上的烂疮，最后让它腐肉脱落，结成新痂，它才可蜕化为新人，并在不断凝视疮疤里提升自己。只有加害者自己在记住里提升，受害者才会在遗忘里学会宽恕，伤害始有可能被转化成彼此坦荡豁然的契机。罪是良心的债，只有用良心去对待，才不会变成债上加债。

    而毫无疑问的，乃是德国确实以君特·格拉斯诗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境界，解决了它自己的救赎问题。它没有被罪恶阴影愈缠愈小，反而在救赎的超越里愈变愈大。德国走出了那种“残留着的肮脏”，丢掉了“错鞋”，因而能迈开新的步伐。

    但因为二战元凶之一的日本，它在战后所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因而它脱不掉过去的“错鞋”，只好继续着错误的步伐。日本教科书改革委员会表示，承认战争罪行是一种“自虐”，有碍于日本的尊严感。当日本仍对“虐他”无动于中，它要找回尊严岂非缘木求鱼？对于这种没有罪恶感的国家，如果让它进入安理会，岂非等于是对联合国的莫大侮辱？

    日本有羞耻感但无罪恶感

    而日本不能像德国一样，在罪的救赎里重新站起，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其一，日本乃是一个有“羞耻感”，但没有“罪恶感”的民族。这乃是它不认为战争罪行不对，只认为败战是羞耻的原因。这也是直到今天，仍有极右军国主义者认为，如果日本未曾战败，则根本不会有必须对战争罪行道歉之事。当日本意识仍停留在这样的境界，它就永远是个准备中的“再侵略者”。

    其二，战后的日本始终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因而它遂没有藉着自主思考而排泄掉军国主义旧意识的机会。反而是日本在战后由于被美国占领，而后纵使结束占领，但仍被美国军力和财金力宰割，形同美国的傀儡与分身。这是新的屈辱，使得日本右翼只能用过去军国主义的自我优越感，来维护它屈辱下的创伤。日本的极右翼在对美国唯命是从的卑屈里，其实隐藏着非常深刻的反美心情。这种心情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身上即可印证。这也就是说，日本的集体意识，在战后迄今的这段时间里，始终停留在战前军国主义的记忆里。日本自民党始终以“正常国家”为努力的目标，所谓“正常”所针对的，即是被美国宰制而矮化后的“不正常”。

    其三，近年来由于美国策略改变，企图怂恿日本担当它在东北亚的副警长，在美国鼓励下，日本的军费扩张，军事角色加强，于是那未被涤除掉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遂在被导引下日趋表面化。最近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钓鱼台列屿和独岛纷争，尤其是教科书事件，都是军国主义在美国支持下再起的证明，也是美日军国主义的正式合流。其中最严重的乃是教科书事件，因为它意图透过歪曲历史，建构出一种“侵略无罪”的史观。而这种史观不正是美国那种史观的延长吗？美日在史观上的亲和性，是个重大的警讯。它和战前日本所做的意识形态准备工作如出一辙。

    也正因此，作为过去受害者的韩国与中国，会出现激烈的抗议，这绝不是美国预设立场之媒体所说的“反日”，而是更深刻的“反罪”。因为由日本近期的这些动作里，一种对军国主义充满之乡愁骄傲感的心态已告复炽。美国媒体不谈“反罪”却在“反日”上做文章，这实在是种可怕的倒错。当年美军介入太平洋战争，不正是因为它反对日本的侵略和战争罪行吗？怎么到了今天，美国对日本合理化侵略与战争罪行的举动竟然歪曲的用缄默来表示支持呢？莫不是当年美国的参战也错了？

    因此，韩国与中国对日本表达抗议，要求世界各国拒绝日本成为安理会成员，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不是“反日”，而是“反罪”。如果日本不能自己扬弃掉对军国主义的乡愁，这就是日本的自我矮化，在道德上自我矮化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的大国呢？

    因此，日本国民对中韩的反应必须有深刻的理解。这是“反罪”，决非“反日”。日本必须主动走出过去的罪恶阴影，像德国一样反省，才可能得到世人的尊敬。而日本第一步就是要摆脱美国的宰割，从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国家的立场，反思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除去军国主义这个心中之魔。盖只有如此，一个善良而伟大的日本始有可能诞生。日本的媒体界和知识界在自己国家已走到十字路口的此刻，又怎能不在警惕中觉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