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0日文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复兴　

    鼓声阵阵，舞台上正在上演汤显祖于明代末期写下的昆曲作品《牡丹亭》。这部去年秋天在第七届北京音乐节上演出的作品虽然是经过了大幅度删节的青春版，但耗时仍达9个小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不愿错过这场苏州昆曲剧院访问演出的还有很多15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如饥似渴地欣赏着昆曲当中百转千回的艺术唱腔及其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语言，就像在大嚼薯片、大喝可乐一样。休息期间，他们包围了制作人及作者白先勇，请求他为自己签名，就像他是一位流行明星。　

    最令人惊讶的是：不仅仅是这一重新复兴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引起了广泛共鸣，几天前在保利剧院上演的蒙台威尔第的《奥菲欧》也受到了青年人的热烈欢迎，这是该剧在中国的首次演出。不管是贝多芬的C大调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三重协奏曲、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还是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它们在北京音乐节都发现了一个音乐会举办者想都不敢想的无与伦比的年轻听众群体。　

    目前中国活跃的年轻一代在拥有了名牌领带和自己的汽车之后，排在第三位的则是文化：不管是来自祖先的艺术形式，还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艺术形式。古典音乐————歌剧、交响乐、奏鸣曲————变得热门。数百万年轻中国人在上钢琴课，如今北京条件较好的家庭几乎每家都有一架钢琴。在中国，钢琴成了家境较好的子女的“现代教育工具”，正如大约180年前海因里希·海涅时期，莱比锡、柏林、汉堡和巴黎曾经经历的那样：这种土壤不仅为国际市场培养了李云迪和郎朗这样年轻的中国古典乐坛明星，它同时也构成了一个素质较高的年轻古典音乐爱好者群体的基础。　

    中国被证明是一个饥渴的迅速发展的市场。在德国，小学音乐课往往停课，一流的交响乐团被取缔。而眼下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相反的运动。中国爱乐乐团指挥余隆的年轻助理李明（音）说，中国学校里的音乐课眼下具有和英语课一样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余曾在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学习，90年代在德国累积了指挥经验。回国后他于1998年组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古典音乐节，并于2000年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如今40岁的余隆正忙于带领中国爱乐乐团进行世界巡演。　

    2月，余隆将与中国爱乐乐团和钢琴家郎朗一起首先在美国演出，然后经加拿大到欧洲巡演。他计划将下届北京音乐节的主题定为“中国与德国”，其重心将是里夏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在中国的首次演出。　

    总共约30场音乐会与歌剧演出活动的北京音乐节是中国首个此类古典音乐节。它发展极快，而且影响逐年增大。

   “在这里我们没有可以效仿的对象，”李明说，“最初几年我们找到了赞助商并形成了我们的风格，第三年我们又获得了政府支持，现在我们必须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音乐节。”对于自2000年提供60％预算资金的政府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威望问题。而余隆这位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则有着更高的目标。　

    余隆来自上海一个音乐家庭，外祖父是作曲家丁善德。他本人曾在上海和柏林学习。他认为：“文化是我们社会的基础，不是生意。文化就像一棵大树。我们需要这种多样性，而且不能只吊在一棵树杈上。”

　  余隆的音乐行为所表现出的正是一种相当均衡的混合体：一方面是在异国他乡的自我表现，另一方面是在本土的自我坚持。“我有一句话要告诉德国读者”，他最后说，“我知道中国处在重大转折期。但如果没有文化教育，中国将错失它的未来一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