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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赵燕就医的时候，不少美国女医生都为她流下了眼泪，其中一名牙医还向她推荐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牛奶品牌

    一位中国女性，在美国遭到警察的无端毒打。

    与美国主流媒体对此不置一词的冷漠不同，中国媒体乃至中国政府，热切地关注着在国外受到欺辱的同胞。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电话时，特别就中国公民赵燕在美国期间人权受到侵犯一事，要求美方立即对此案进行认真、彻底的调查，依法严惩有关肇事人员。鲍威尔表示将过问此事。

    在中国外长提出特别关注后，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当天随即在例行发布会上说:“国土安全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我们期待着尽快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屈辱超过身体的痛苦

    37岁的赵燕来自天津，受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农业部门的邀请参加“木材洽购会”，于7月12日持商务考察签证进入美国。由于没有买到23日回京机票，公司建议她去尼亚加拉瀑布游玩。于是，在华盛顿和费城洽谈生意后，赵燕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旅行团，准备25日返回北京。

    岂料，噩梦般的遭遇突如其来。

    赵燕说,从小到大父母都没有打过她。

    但是，这次却是一场胡椒水和拳打脚踢一起来的毒打。美国移民局警察对无辜的赵燕进行了拳打脚踢，主要嫌疑人罗伯特·洛德斯还多次用膝盖顶她的头部，并抓着她的头往地上猛撞。

    头晕、头痛、腰痛、耳鸣，赵燕现在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总问“这里安全吗”。她说，我“总怕会有人进来打我”，最初几天甚至听到美国男人说英文都害怕。

    赵燕向美国《每日新闻报》记者表示：“被警察殴打的屈辱远远超过了身体所受的痛苦。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我原来非常有信心，但我的信心现在全都没有了。我现在住在朋友25层高的公寓里，有时候，我真想跳下去。”

    但是，赵燕还是坚强的。7月23日，在受到殴打后的第3天，她就委托律师准备提起民事诉讼。7月27日，在罗斯·里根律师楼，赵燕填写了“纽约州犯罪受害人福利申请表”，迈出了寻求赔偿的第一步。当天中午，赵燕面对媒体时，尽管由于牙龈断裂、神经裸露，每吸一口气都感到痛，但她还是反复地说:请大家放心，也请我的家人放心，我会很坚强的。

    也许这份坚强是遗传的。赵燕十多年的老朋友提起她来，说道:赵燕的父亲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赵燕这点随他。在老朋友的印象里，赵燕的父亲凡是自己可以处理好的事情绝对不会麻烦别人帮忙，别人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爷子也是热情有加。

    赵燕的父亲是工厂的干部，母亲是一家幼儿园的员工。赵燕是家里的老二，自小就有主见，精明能干，家里好多事都是赵燕作主，有时甚至超过她的哥哥，可以说是家里的顶梁柱。

    1982年秋天，赵燕进入天津幼儿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学习。当时的同班同学回忆起来，说她“特别刻苦，每天练习指法、背乐谱，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最用功的”。

    1985年毕业后，赵燕做了老师。但不久后，由于父亲长年患病，赵燕辞职回家。后来，有了时间，赵燕开始自己创业，开办公司。

　　关心无处不在

    赵燕所在天津兆淼工贸有限公司公司的职工说：“全公司都非常关注赵燕的身体情况和个人安全。她在给公司打来电话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自己的伤势，怕大伙担心，影响工作。”

    在天津，赵燕的朋友、同事以及一些关心赵燕的人们系起了黄丝带，等待赵燕归来。

    赵燕的律师里根告诉赵燕，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关心她，天津市市长在关心她，外交部长在关心她，各个方面的人都在关心她。

    赵燕听后非常激动。7月28日，她通过协助里根律师处理此案的中国部主管孙澜涛先生向国内外媒体和全美国人民表示感谢。她说，自出事以来，大家给了她很多支持和关注，同时她还特别提到，大部分美国人民还是非常友善的，打人的洛德斯只是特例。

    在赵燕就医的时候，不少美国女医生都为她流下了眼泪，其中一名牙医还向她推荐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牛奶品牌。

    在发生事件的费城，两名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官员南希和戴维斯给她寄来鲜花并亲自致电慰问。

    另外，赵燕还得到了纽约最好的心理医生霍夫曼的照顾。赵燕的牙医也不计较3万美元的费用，表示先治病再说。

    赵燕感谢他们。

    7月29日,据美国《侨报》消息,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承诺负责中国被殴女公民赵燕在美期间的医疗、生活和诉讼费用。

    现在，赵燕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9月20日正式开庭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只有母亲，还让她常常放心不下。她总是叮嘱大家不要去打搅母亲的生活，提醒媒体工作人员尽量把节目做得短些，不要让母亲看到了太担心。

    去年,赵燕的父亲去世后,赵燕的母亲特别伤心。本身就有一些老年病,再加上至亲至爱的人的忽然辞世,赵燕的母亲经受了巨大的打击,身体更加不如从前。

    赵燕一直不想告诉母亲，但母亲还是从电视上看到了女儿红肿的双眼和伤痕累累的额头。67岁的刘文敏老人悲愤难平。

    一个远离祖国的个人在异国国家机器面前是十分渺小的，但身后的祖国和同胞会是她最大的依靠。此时的赵燕对此深有感触。她说：“当我第一次听到崔爱民副总领事的声音时，我哭得说不出话来了。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了祖国。”文/许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