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9日刊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撰写的文章《变化不定的全球秩序》。文章指出，在美欧日渐疏远的同时，国际政治的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角色。中国逐渐成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全球局势处于几个世纪以来最多变的时期，美国的任务是为引导这种躁动做出贡献。这篇文章如下：

　  将来记述这段时期时，当今的热门话题（伊拉克及其引发的争议）与同时代的其他国际巨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世界事务的重心正向太平洋转移，国际舞台上的几乎所有重要演员都在调整自己的角色。            

　  美欧难以调和

　  这种转变关乎根本理念而非战术问题。例如，美欧之间的分歧十分严重和深刻。但最近美欧外交往来的成果令人失望是因为大西洋两岸的历史演变有所不同。欧洲最重要的事件是单一民族独立国家逐渐消逝，而单一民族独立国家是17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的基础和政治忠诚的焦点。欧洲领导人在欧洲统一问题上花的时间多于其他一切，这些问题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而是晦涩的法律法规。由于欧洲历史上的相互敌对经过开导教化变成团结一心，欧洲外交官试图把他们内部的这种新经验用于国际领域。　

    相比之下，美国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依然坚持认为主权国家有采取行动的自由。欧洲尽管接受美国的流行文化，却倾向于在政治上使自己有别于美国。欧洲的国家利益尚不明确，因此，这些对待国际关系的非国家态度逐渐深入欧洲的舆论。坚决信奉大西洋主义的人越来越担心，欧洲统一的非国家性最终能否与美国的国家的经验完全调和？能否与传统意义上的联盟概念完全调和？　

    重心转向亚洲

　  奇怪的是，在美欧日渐疏远的同时，国际政治的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在那里，国与国关系的对抗色彩要淡得多。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对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看法仍然与美国相同、与欧洲各国在二战前的看法相同。

　  对它们来说，地缘政治并不令人讨厌，它是对内进行分析和对外采取行动的依据。国家利益概念仍然能调动舆论和领导层。力量对比影响着它们的运筹帷幄。

　  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与我们非常接近，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不像某些欧洲盟国那么难以驾驭。虽然它们排斥美国政策中在它们看来具有霸权性质的成分，但它们是通过传统的外交就事论事的，它们一般主张进行战略对话而不愿展开较量。在这些国家看来，伊拉克问题不能检验美国从道义上讲是否适合担负领导职责，它所检验的是美国能否坚持不懈地推行其战略见解。伊拉克问题影响着它们对美国作为一个伙伴是否可靠以及它是否有能力实现目标的判断。这些国家都多少希望美国不要在伊拉克遭受失败：印度是因为它拥有大批穆斯林人口，俄罗斯是因为担心其南部出现动荡，日本是因为维持一个强大的美国和日美联盟在它处于转变时期的情况下关系重大，中国是因为它认定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是保持十年稳定的最佳途径。　

    一切有关国家都在重新定位。俄罗斯回到它从彼得大帝以来闻所未闻的疆界，发现涉及其邻国的非殖民化格外痛苦。放弃帝国统治而依靠合作关系有悖于俄罗斯的历史经验。俄罗斯人必然扪心自问：假如我们不是帝国了，那我们是什么？俄罗斯面临艰难的抉择：重新定义它与所谓“近处的外国”（前加盟共和国，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的关系，毗邻生机勃勃的中国，西伯利亚地区荒无人烟，中亚地区的能源（19世纪俄国、中国、印度和美国围绕它展开的那种“大博弈”再次上演）前途未卜。美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一方面开展俄罗斯十分关注的定期对话，另一方面不要默从俄罗斯的所有提议。　

    中国日显重要

　  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大国（并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是导致国际重心向亚洲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国重新解释其变革的思想理论前提，民族主义也许会成为替代品，从而赋予台湾问题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似乎已经决定再合作一段时间。必须利用这一契机把美中关系提升到战术高度以上，并在新一代领导人当中激发美中长远目标密不可分的信念。　

    朝鲜核武器问题充分说明了采取长远策略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一直被当成由一个无赖国家引起的军控难题，因此一直局限于朝美之间。但根本性的解决办法需要深入本质。它需要中美两国了解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演变，包括朝鲜的未来、朝韩统一的步伐以及东北亚各国的核克制。这不是要在北京的副部级六方会谈中完成的任务，它需要一种超越非核化技术问题的理念以指明东北亚地区政治和军事演变的总体方向。　

    日本的转变大概是最复杂的。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在日美安全条约的庇护下，日本自觉地集中精力振兴经济和修复政治名声，并第一次让自己的外交政策隶属另外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日新月异之际，日本有条不紊地顽强、巧妙、间接地拓宽自己的行动余地。除了反恐战争之外，日本正逐步调整其美国附属国的角色，准备独立自主地登上国际舞台———这对美国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朝鲜问题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些趋势将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加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至少会探讨三种选择方案：（1）继续奉行以日美联盟为基础的外交政策；（2）谋求创建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亚洲政治团体，或许同中国建立某种伙伴关系；（3）拒绝做出选择而实行不结盟，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眼下，日本乐于在今后十年间静观其变，同时拐弯抹角地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印度取得大国地位是今后十年间的一件大事。这尤其是因为，印度最感兴趣的地理区域（穆斯林世界和中亚）恰恰也是美国最关心的地区，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有着重要的一致性。

　  自从大英帝国时代以来，印度一直反对在从新加坡到亚丁的这片弧形区域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外部力量。印度拥有1．5亿穆斯林人口，再过一代人的时间将超过3亿，它比其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希望伊拉克战争（乃至整个反恐战争）到头来不要助长了极端伊斯兰教，这对它关系重大，因为战争的余波不会不向外扩散。　

    美国应有贡献

　  全球局势处于几个世纪以来最多变的时期，美国的任务是为引导这种躁动做出贡献。美国的外交必须打造世界新秩序的要素，就像它在二战后的十年间卓有成效的作为。然而，如今的条件更加复杂，因为现在需要融合的是全世界而非大西洋地区，因为危机症状往往掩盖了现实。就欧洲而言，即使最缜密的磋商最终也会遭遇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大西洋两岸关系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作为一个机构，欧盟可能会避免动武，除非在使北约失去特殊地位的情况下———也就是安理会成员国一致同意。大西洋政策的挑战在于北约各国能否找回生死与共的感觉。没有了这种感觉，大西洋两岸国家就会走向一种只关心本国、本地区利益的变幻莫测的世界秩序。　

    本文中提到的亚洲国家独树一帜。它们同美国的磋商既充分又见效，短期内是为了协作。然而，中期内存在三个挑战。相关国家将根据伊拉克问题的结果来判断我们对于它们的重要性。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对美国霸权的担忧也许会促使这些国家设法制约美国的权力，尽管其动机与欧洲国家相反———不是出于道义或司法原则而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美国的实力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但外交技巧的作用是把实力转化为默契。这不仅仅需要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旋空间，最重要的是必须形成统一的看法，尤其是在关乎所有国家的问题上，比如核不扩散、流行病控制、发展等。　

    如果世界各国都认为维护一套国际制度比它必然会带来的困难更为重要，而且这套国际制度能给创造力以机会，那它就是必不可少的。在中东地区的反对声浪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超越眼前的挫折而展望一个等着我们去建设的世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