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美国任命的伊拉克过渡时期临时行政长官加纳抵达巴格达，开始主导伊拉克重建工作。加纳此行能否成功，不仅关系到美国新伊拉克战略的成败以及是否能摆脱“倒萨外交”的失利，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如何审视和评估未来的海外军事干预行动。然而，不管“加纳的使命”是否成功，伊拉克都将难以成为“第二个日本”。

　　***日本和伊拉克：重建的区别在哪里？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重建伊拉克希望实现的目标，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麦克阿瑟所主导的日本重建有着相当多的共性。这两次重建都是为了彻底改变日本和伊拉克战前极度专制的政治体制，在自由竞争和重视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经济结构，摧毁旧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破”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两国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树立新的权威制度以及建立新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但日本的重建和伊拉克的重建也有相当大的不同。

　　首先，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得到了国际法的支持，美军的占领地位在日本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太多的争议。1945年9月3日，盟军代表与日本签署的“日本投降协定”中明文规定了美军在战后占领日本以及主导日本战后安排的条款。而美军在伊拉克的占领地位在法律性质上相当模糊，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英联军和伊拉克国内政治力量都没有就美军占领及主导战后重建问题做出具有协议性质的法律规定，由此而引起的美军占领伊拉克期间的重建进程的国内和国际的争议，将是加纳先生领导重建办公室所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

　　其次，二战后日本国民对美军有着强烈的“敬服感”，认可美军改造和重建日本的“美国化”安排，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自觉接受日本的“美国化”。日本社会的这种务实主义的心态，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在其名著《菊与刀》中称为日本文化的特质之一。而这一点在今天的伊拉克似乎是难以找到的。或者说，广大的伊拉克人民并不具备那种愿意接受“美国化”改造的自觉心态。4月21日，什叶派穆斯林在圣城纳杰夫举行抗议集会，“感谢”美国帮他们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同时要求美军尽快离开伊拉克，让战后的伊拉克完全留给伊拉克人民自己来掌握。

　　第三，二战后的日本并不象伊拉克那样有着非常复杂的种族和宗教背景。麦克阿瑟挑选当年日本战后政治领袖时，一是看其对美国的态度，二是看其能力和声望。但今天美国要在伊拉克组成过渡政府，挑选的政治人物除了上述两者之外，还需要顾及不同种族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平衡，注意到“海归派”与“本土派”之间的协调。即使在伊本土的政治势力中，库尔德政治力量与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如何相互平衡，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相当“头痛”的问题。伊拉克国民大会主席沙拉比本来是美国五角大楼看好的后萨达姆时代的政治领袖，但由于他本人在伊拉克缺乏影响力，沙拉比一直在努力保持低调，4月15日在纳西里耶举行的首次各派别协商会议沙拉比甚至都没有露面。

　　***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是又一棘手问题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战后重建是建立在国际社会痛恨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和所制造的灾难的基础上的。美国主导下对瓦解日本军阀势力和具有浓厚黩武色彩的日本皇权专制的努力，得到了所有日本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1948年东京战犯审判是国际社会共同清算和惩罚军国主义时代日本的标志。伊拉克战争却遭到了绝大多数伊拉克邻国——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这些中东国家直到现在还并不认可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重建，并对重建过程中美军在伊拉克的政治和战略企图怀有深深的芥蒂和警惕。

　　美国虽然打败了伊拉克军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也将这次战争行动称为是“解放”伊拉克人民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但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伊拉克人民对西方文明持有戒心的立场，也没有从根本上开始一个新的伊拉克国民心态上的文化调适过程。特别是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疑虑、警惕甚至是反对，一定程度上战争的结果以及美国所主导的战后重建进程，是一个激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过程。阿拉伯国家对重建的立场，会在相当层面上影响和左右伊拉克民众对重建的态度。

　　加纳先生4月14日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承认，伊拉克人民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着强烈阿拉伯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他相信伊拉克人民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和自由经济的伊拉克，也有信心让伊拉克依靠自己的石油资源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美国的伊拉克重建从一开始就面临复杂、激烈的文化、宗教、宗族和精神体系上的差异和抗拒，其实，是加纳先生即将着手的伊拉克重建中面对的最大障碍。

　　不难看出，尽管二战后美国在海外的国家重建历史上有在德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难以移植到伊拉克重建上来的。美国在战后伊拉克的重建进程，比二战结束后在日本开始的战后重建进程远要复杂和艰巨得多。虽然二战期间美日两国是你死我活的夙敌，但战后日本朝野上下与同美国作战的“皇国”意志迅速坍塌、很快认同美军占领权威的民族心态和远比伊拉克要西化得多的对西方文明的适应度，都为麦克阿瑟将军主导下的日本战后重建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今天的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是难以找到的。

　　***加纳的使命：什么是最大的考验？

　　随着加纳先生抵达巴格达，他所领导的“伊拉克重建及人道主义救援办公室”将正式启动伊拉克重建的民事进程。他和负责军事和治安行动的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将军一起，将成为伊拉克过渡时期的“双首长”。这是布什政府雄心勃勃、想要超越历史来实行伊拉克重建战略计划中两个最为关键的人物。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加纳所领导的办公室的400多位成员将陆续到位，来自美国政府各部门的专业人士将会聚巴格达，按照美国的经验和构想重建伊拉克的政府部门，负责伊拉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再造过程。加纳先生表示，将尽快恢复伊拉克的正常生活秩序，并尽快恢复伊拉克的石油开采和出口。作为美国在伊拉克最高级别的民事利益的代表，加纳先生的权力是广泛的。他是代表美国负责主持伊拉克各方政治会议的最高“使者”；他有权决定4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对伊拉克重建24亿美元的拨款项目的具体用途；这笔钱很快将会用于为17个省的2400万伊拉克人建立一个美国化的电视网络，这是美国赢得伊拉克人心的关键；在由谁来管理伊拉克的石油工业方面，加纳也将有相当大的决定权；他还有权代表伊拉克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尽快结束对伊经济制裁。他的副手、美国前驻联合国发展署官员路易斯·卢克将负责伊拉克重建进程的合同事宜。

　　然而，如何冲破伊拉克人民在重建过程中的文化和心理“瓶颈”，是对加纳使命最大的考验。(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