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月到现在的20多天里，插上传媒翅膀的战争成为一场全球性的梦魇。呼啸而过的炮弹，失望无助的眼神，断壁残垣的战场，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军事问题专家夜以继日的评论分析，不断滚动播出的前线消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观看一场遥远战争的直播就好像观摩眼皮底下的一场时装秀，两军厮杀犹如水晶缸里两条鱼的争斗游戏，甚或遥远的古罗马竞技场上角斗士的表演。战争的许多环节都在人们的注视中完成。“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电视直播让战争变得透明或半透明。不同的是，荧屏里的鲜血更加殷红。

　　但传媒是一把双刃剑，记者手中的镜头和笔尖所到之处能直接引导民众对这场战争的了解，同时，战争的鲜血和恐怖又产生另一种“背后一刀”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越南战争中发挥至极。直到今天，美国部分民众还认为，电视是导致美国越战失败的“罪魁”，电视让美国观众坚定不移地反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因为传媒运用对事实的“生动而持续不断的歪曲”，宣扬消极悲观理论，通过对美国年轻伤亡人员及其对越南人民施加暴行的毫无保留的描述，让美军将胜利拱手让出。因此，越战也被称为“起居室之战”和“电视之战”。

　　越战的教训使美国加强了以后战争中对战地记者报道的严格审查，这个时候的新闻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而发展成为战争的延伸。此时的战地记者们也开始面临职业道德的拷问，一方面要遵守政治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要遵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而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们对战争中传媒公信力的怀疑。参加过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报道的英国记者马科斯·黑斯廷斯坦言：“没有哪个英国记者在自己的国家处于战时还能保持中立。”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哈林的话更是一语中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天真了。”

　　传媒与战争这种难以割舍的联系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对于传媒以何种身份介入战争以及战争传媒公信力等问题仍缺乏鞭辟之论，或语焉不详，或干脆付之阙如。英国人苏珊·L·卡拉瑟斯所著的《西方传媒与战争》利用很多不同的社会学以及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对媒介、媒介运作过程进行研究，特别是运用了能够精确解释颇受争议的媒介战时行为的理论。不同章节都突出了相关媒体的突出事例，以及大众传媒和政治精英、军方及观众、读者和听众之间关系的互动。

　　在研究特定冲突下媒体运作的著作中，战时显著的特点被翻来覆去地研究。这些包括军方和政府的新闻审查；其他方式的干预，如禁止进入战争区域，禁止携带特定的通讯器材；为新闻发布和“宣传”而设立的“新闻控制系统”；记者进退两难的困境：“忠诚客观”、公众的知情比较权和军方的保密要求之间的冲突。本书作者认为，“战争不应当被看作媒体运作的一个特殊案例”，而更应当被看作和平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强化和反映的显微镜——虽然这会以比较夸张的形式反映出来。

　　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离开战争，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纪。其实，无论上个世纪，还是刚刚开始的本世纪，只要战争在上演，传媒也将与之结伴而行。本报记者王晓顺(苏珊·L·卡拉瑟斯[英]所著的《西方传媒与战争》一书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