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萨达姆政权虽是一个专制政府，但毕竟是合法政府，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在公然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这显然是缺乏依据的。但是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而
且看不出什么阻止其发生的可能，这是为什么？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它？

　　王义桅(以下称“王”)：首先，我不同意美国完全缺乏国际法依据的说法，否则布什政府就不会在国内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70%以上)，1441号决议等就是美国对伊动武的依据。只是美国绕开联合国，未获直接授权。美国这样做并非头一遭，但是每次还是具备一定程度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借口，像人道主义，反恐等等。如果缺乏明显借口，即便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因而，尽管在美国的鹰派看来，叙利亚、朝鲜等存在与伊拉克类似的打击理由，但是不会找到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借口。

　　其次，国际法、国际道德本质上是强者的意志。国人对国际法的理解大多还停留在传统主权观(对内最高、对外独立)、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上，与西方的理解包括反战观有差距。我们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一国政府的国际合法性已提上议程，传统国际法迟早要修改。

　　再次，伊拉克战争表明，国际法、联合国不能保障小国的安全，这会刺激其他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或“无赖国家”名单的国家想方设法寻求自卫能力，尤其是加速发展核武器，以威慑美国。这就给国际局势造成危险的后果。

　　记者：战前法国、德国、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的立场，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这三国的态度出现微妙的变化。萨达姆倒台后，这三国将如何调整对美国的立场？

　　王：大国关系经历了“9·11”事件后最严峻的考验，但“和而不同”的总体态势不会变，这就是这些大国保持与美国有距离合作的原因。美国的力量优势决定了其他大国迟早要与其和好，但由于与美国的利益、观念分歧，这些国家要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软制衡，以追求和显示自身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这些国家认识到，反恐时期的美国并非常态，过于靠近、迁就美国，也会惹来恐怖袭击的杀身之祸。

　　具体讲，战前这些国家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主要得益者，与伊拉克有着大量的债务、石油开采合同等瓜葛(而美国一直打不开伊拉克的石油市场，这也是其对伊动武的原因之一)，阻止战争既合民意，又在提醒美国他们的利益关切；但是战争一旦打响，他们就只能以减少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希望萨达姆早点倒台，既对国内有所交代，也向美国示好，至于主张联合国在战后重建中的主导作用，完全是指望恢复既得利益，美国对此当然反感。

　　记者：战后，美国会如何处理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王：美国今天很多做法是学习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比如分而治之策略。美国选择伊拉克作为民主化改造中东地区的样板，正是利用了中东国家的矛盾和伊拉克孤立无援的局面。在新伊拉克取代沙特将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石油供给国这一目标实现后，美国在中东地区还有两大任务，一是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土壤，保障美国本土安全和以色列的安全，为此叙利亚、沙特、苏丹甚至埃及以及真主党、哈马斯、“人阵”等极端组织，将会受到美国进一步打压，当然打压不见得就是诉诸武力；二是“软”的一手，即所谓的“公共外交”，改变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印象，包括接受伊拉克新政权等。预计美国会适时公布其新的中东和平计划。

　　记者：很多国家担心美国对待伊拉克的模式可能会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现，比如朝鲜和叙利亚，您怎么看？

　　王：美国对伊动武只是杀鸡给猴看，美国不是永不停歇的斗士。尽管“9·11”后不久美国鹰派的确有先打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再打叙利亚等计划，美国也确实在利用“9·11”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追求以前想要达到但缺乏借口的目标，如改造中东的计划。但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两大因素是力量与道义。朝鲜不是伊拉克，其常规军事力量(100万门火炮对着南方)对美国在韩国的3.7万名驻军和韩国、日本构成直接威胁，兼之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对美国也构成力量制衡，因而朝鲜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拉克；从道义上讲，叙利亚、朝鲜并非像伊拉克那样长期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也并不孤立，美国难以获得足够的战争借口，更不用说联合国授权等合法性基础了。

　　记者：“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王：前者是弱者对强者不择手段也是无可奈何的反抗；后者是强者对弱者有所选择也是别有用心的打击。本报记者杨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