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社23日接到了北京总社编辑部的约稿任务，立即动身去采访正在科威特城工地工作的中国工人。在返程途中，迎面而来的大队美军运输车辆不断地从身边驶过，前有警车开路，后有“悍马”大吉普压阵，站在车里的大兵冷峻地环顾四周，手里端着又黑又长的武器，颇是威风！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我掏出相机，把轮环转至拍摄运动物体的设置上。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了，上次去北部的科伊边界，路上战战兢兢地拍了几张，虽然效果并不太好，却着实体验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刺激。“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的调试和准备显然要快得多，我端起相机，啪啪啪地一阵猛拍。
我刚收起相机，持枪的美国大兵的目光就转了过来。我一边暗自庆幸没被发觉，一边心里还怦怦怦跳个不停。这时，正在开车的分社首席记者突然冒出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我们可能被人盯上了。”
不过不是美国大兵，而是后面的一辆黑色“尼桑”。首席告诉我，刚才我拍照的时候它就在旁边，车上的两个阿拉伯人和首席对视了一眼，随后减速跟在后面，估计是科威特内政部的便衣警察，他们每天派出400多辆车在全城大街小巷四处游荡，专门负责监察一些可疑行动。
我将信将疑，从反光镜向后看去。果然有一辆黑色轿车跟随在后，我们放慢车速，它不超车，我们加速，它紧追不舍。在下主路进入市区兜了半天之后，我们已经基本证实这个“尾巴”的存在了。这回的心理刺激显然要来得更加具体了，真有点像警匪片里跟踪追车的一幕。我虽没有作奸犯科，此刻却也有些“作贼心虚”的感觉，怪怪的，说不清楚是害怕还是兴奋。
我强作镇定地跟首席说，就算被拦下也不要紧，我是记者，是中国新华社的记者，我们只是拍照而已。随时观察着后方动向的首席这时又告诉我，他们挂上了警灯。
追上来的“尼桑”与我们并行，车里一个身穿阿拉伯大袍的人向我们摆了摆手，示意我们停下。我们只好将车停到路边。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要面对怎样的纠缠。首席从容地下车，我跟在后面。首席熟练地用阿拉伯语介绍自己的身份，与对方握手攀谈，气氛很快缓和下来。首席说，我们是中国记者，来自中国的国家通讯社。
穿白袍的便衣警察要我们出示证件，说这只是例行的检查，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首席拿出记者证，表示我们的身份没有问题，并随即罗列出几个新闻部和政府官员的名称，说现在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科威特便衣已经看出我们是良民，又验明了证件，也就作罢。
上车后，我回想起几日前听说的一些事：国内来科报道的媒体记者因拍照被美军没收了相机和显卡，更有甚者在树丛中拍照被误当成恐怖分子而遭到开枪射击险些毙命，我不禁一阵心悸。
回到分社后，我顿时感到如释重负。正巧编辑部又来约稿，要记者写写采访过程中顺利与不顺利的事情，眼下便有了着落：顺利的是拍摄的照片已经传回了总社，不顺利的恐怕就是这段有惊无险的“跟踪追车”经历。
新华社驻科威特特派记者 闫珺岩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