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破窗理论”讲的是：当一个顽童打坏了一户人家的玻璃窗后，为了修复，户主就需要花钱购买新玻璃，还要雇工匠安装，玻璃店也有了新生意。虽然户主蒙受了损失，但就此产生了工匠、商店、工厂和运输方面的新需求，又使另外的一些人得到了好处。由此总结出的“理论”为：不管发生何样的灾祸，不论是兵祸、水灾还是疫病流行，都是有弊亦有利的。损失能带来新的商机，会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这一“破窗理论”的谬误在于，岂能无视破窗之后安装新玻璃的开销，一定要以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为代价，即换玻璃的人家，必然消减对其它物品的购买。破碎的窗户虽然增加了玻璃工、商店、工厂和运输玻璃的需求，却同时减少了其他正常的安装、销售和运输的需求，而且还会减少社会上其他行业的需求。所以，破窗之后，减少的需求量总会大于增加的需求量。

　  用破窗之见去看今日的非典疫情，并发现了其利好方面的荒唐正在于此。这一危及全社会的灾害先是夺去了许多生命，包括那些为抢救患者而丧失的医护人员的生命。除造成了许多家庭、亲友的痛苦外，社会还损失了原本由这些生者可以创造的财富。再就是无论救治患者还是启动全社会的隔离、预防活动，无不需要从各级政府财政到各个单位的账户中拨出资金并调出人员、物资，这些巨大的人、财、物资源的投入固然扩大了某些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但却损失了这批资源本来可在其他领域创造的财富。加上疫情影响造成的包括旅游、餐饮、交通在内的社会上所有行业的直接和间接的需求损失，已有的和将会有的各个方面的损失肯定比疫情带来的收益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才一定要集中力量，力争早日战胜非典。如果非典对社会的影响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损失与收益相当，或是收益更大的话，人们还需要如此的全社会努力去预防非典、消灭非典吗？

　  此外，在中国经济的一些领域中，确实存在着投资开发过热的问题，其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及管理的不当，在于“预算软约束”下生出的不良的经营机制。改善的出路应该是继续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转换不良的经营机制，以及加强法制和管理。倘如有人所云，可用非典的肆虐来作“一次有利的自我调节”，以“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的话，那么，待到消除非典之后不久，经济中的老毛病又复发时该怎么办？难道还要请出不讲卫生、毁坏环境的行为，加上薄弱的公共防疫体系再生出别的什么病害去作有利的调节吗？这就如同一个平日工作强度过大，睡眠又缺乏的人，决不该靠重病下的高烧昏睡去休养生息是一个道理。

　  再者，人们追求的经济增长、追求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要建立在已有财富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即要体现为不断地创造出新财富，并使社会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而一切灾祸、疫病的危害正是在于破坏，在于将社会大量的已有财富化作乌有。由此产生的项目和增长只能弥补一些损失。所以，人们才需千方百计地避免各种灾害的发生，一旦灾害出现，就要奋力抗灾，力争减少损失。一个要靠灾害产生的项目去推动经济增长的社会，将只会停留在低水平的循环，将不会有全面的小康，更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正如早年第一个批判“破窗理论”的法国经济学人巴斯夏所言，认为“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的人，显然未搞清一个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或者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利润”。

　  在当前各行各业面临要防治非典、消灭非典，同时又要努力推进经济建设的时候，人们需要冷静地、实事求是地认清损失和困难。还需要战胜困难的信念，但是不需要空幻的自慰。一个试图把坏事变好事的过程是复杂的，它并不简单地存在于“破窗理论”的逻辑之中。（兰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