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9日,侵华日军宪兵队在齐齐哈尔意外查到了一起张惠民特大谍报案,犹如晴空里的一声惊雷,整个关东军立刻震荡起来。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的东条英机,迫不及待地指挥调查这个案子。然而,不到两个月即1937年1月5日,随着几声枪响,东条英机不得不沮丧地结束了这个案子。
1936年初,驻守在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发现了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频繁而有规律地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电波,作为关东军军事重地的齐齐哈尔,自然是一阵心慌。日本特务机关立刻作出反应,为了尽快地找到这些电台,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关东军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精心炮制了一套搜寻计划。某一天,他们在全城范围内突然开始断电排查,一时间呼啸的警笛声,日本特务的踹门声,夹杂着狗的叫声,让整个城市人心惶惶。
为了把耳目和触角安插在四面八方,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东条英机来到中国后,就处心积虑地在东北建立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庞大的间谍特务网,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特务除了用呼啸的警车到处虚张声势外,并无什么明显业绩。倒是齐齐哈尔上空忽隐忽现的神秘电波,让关东军出了不少冷汗。
自从1935年9月,东条英机来到中国东北以后,出手凶狠毒辣,先是大刀阔斧增加关东军宪兵队的兵力,同时向伪满洲国各行政区派出宪兵队,将魔爪伸到东北各地,编织成一个蜘蛛网般的特务情报网,二是加强精神控制,要求日本宪兵要不择手段扑灭反日、抗日运动,再就是整合机构,把伪满洲国的警察组织收编在日本宪兵司令部之下。但是东条英机有个碰不得的软肋,就是他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职责下的特务情报组织,间谍与反间谍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老谋深算的东条英机总觉得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里有几十门大炮在对着自己。齐齐哈尔这个回合下来,东条英机也在琢磨,这个通晓反间谍手段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1936年7月,驻扎在哈尔滨的特务组织破译了齐齐哈尔的一些情报,当这些情报送到东条英机手上的时候,这个冷血加铁腕的将军惊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原来日本关东军一个最高的军事机密,即正在修建中的被日本军事家得意洋洋地称之为进则可以作为桥头堡、退则是马奇诺防线的军事要塞工程,赤裸裸地让对手给看见了。
日本构筑的所谓东方马奇诺防线有
17处要塞,这17处要塞从勘察、设计、施工到经营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日本机密的行动,背后却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即使是在炎热的7月也让关东军不寒而栗,这博弈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是什么样的高手走下了这样一步妙棋呢?身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的东条英机,不得不立即命令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从即日起,全力搜捕抗日情报人员为头等大事。
1936年9月20日,侵华日军北黑线孙吴警务所接到当地铁路护路村长的报告,说偶然在中苏边境抓到了一个中国人,没想到从他的身上却搜到了日本重要的军事情报。孙吴宪兵队接到报告,连夜对该人进行严刑拷打,顺藤摸瓜又抓到了两名在附近搜集日本情报的中国人。
据叛徒交代,情报站总部设在齐齐哈尔市,负责人叫张永兴和闻汉章等人。两年多以前,张永兴和闻汉章受苏联情报组织派遣,秘密潜入齐齐哈尔发展组织40多人,替苏军搜集军事情报。
急着邀功的孙吴宪兵队立即把情报报告给了东条英机。齐市宪兵队闻讯后立刻派出大批日本特务,一部分装扮成警察,以查户口为名闯入张永兴家搜查,其余的兵分三路迅速了包围了几个秘密情报站。

张永兴及与其一起牺牲的烈士们
张永兴化名张惠民,1933年受党派遣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从事国际反法西斯情报工作。1934年按共产国际指令潜入日军占领的齐齐哈尔开始搜集军事情报。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东条英机怎么也没有想到,让自己冒了无数冷汗的对手,竟然是几个穿长袍的中国人!由于张惠民谍报案涉及了日本侵略者最高的军事机密,他特意从日本请来了谍报专家(山本庄之柱大佐),来到齐齐哈尔帮助调查张惠民特大谍报案。
山本大佐把张惠民一案的全部卷宗都看了,他非常惊讶:这样一个普通中国人所领导的情报组,怎么能够刺探到日本关东军最机密、最顶端的情报,他后来把这个情报来源画了一个图表,这一画他几乎惊呆了。
这些搜集情报的手段实际上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比方说,他们在日本的机场旁边建立了一个养鸡场,养鸡场的职工实际上是谍报人员,名为养鸡,实际上看日本的飞机起降的情况;又比方说在日本兵营,让小孩去捡垃圾,捡了垃圾以后交给张惠民他们,他们从研究这些垃圾中得到蛛丝马迹的情报;还有化装成苦力到日本的军事要塞去干活,刺探情报;另外还有以旅游为名义到处刺探情报的。
无法想象,用最原始的收集手法获取的军事情报竟然触及了最高军事机密——东方马奇诺防线,日本谍报专家山本大佐惊呼,如此间谍奇才世上难得。
正在为关东军情报部门人才奇缺,而两肋隐隐作痛的东条英机闻讯后,热血膨胀,立即作出决定不惜代价劝降。然而,威逼和利诱都用尽了,张永兴瞪着眼睛甩出来几句话:你们别问了,我就是死也不会对你们说的,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还能投降你们?
1936年12月31日下午,关押张永兴齐齐哈尔市日本陆军监狱,突然发生了105人的集体越狱,部分被关押的抗日志士,趁日本军警送饭之机夺取武器集体越狱。这个事件让关东军宪兵队立刻召开了警务统治委员会,在会上他们一致认为,万一张永兴跑了对关东军的危险就太大了。
1937年1月5日下午4点,齐齐哈尔市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警车在呼啸的寒风中迅速地开到了北郊的白塔附近,在一片乱坟塔前警车停了下来,张惠民特大谍报案的八位中国人被推下了车。按照惯例,刽子手在临行前给每个人发了一支香烟,八位壮士接过香烟面带微笑互相道别……
1948年春天,在齐齐哈尔北郊的乱坟岗,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在日本关东军张惠民特大谍报案中牺牲的张永兴、张克兴两兄弟的遗骨,小心翼翼地挖出,重新装入棺材,把他们迁移到刚刚建成的西满烈士陵园。
谁也没有想到,张氏兄弟牺牲整整50年之后,1987年 12月,一本日本老兵的回忆录打破了齐齐哈尔以往的平静。
这本回忆录叫《我的忏悔》,作者土屋芳雄,正是参与抓捕张永兴兄弟的日本宪兵之一。
土屋芳雄,1933年考入日本宪兵队,历任上等兵、伍长、军曹、曹长等,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在前苏联服了五年劳役后,被移交中国政府处理,1956年被宽大释放回国。随即参加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开始从事反战工作。然而,就是这个放下武器立即反战的日本宪兵,突然爆出了张惠民谍报案的一个惊人内幕。
根据这个书里面的说法,张氏兄弟先后都叛变了,首先是他的弟弟叫张克兴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他哥哥张永兴的藏身之地。然后张永兴在敌人的软化政策之下,投靠了日本人,供出了我们组织的全部情况。
张克兴,张永兴胞弟,共产国际情报特工,在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担任发报员,
1937年1月5日与大哥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枪杀,牺牲时年仅26岁。在土屋芳雄的书中,不但有弟弟张克兴供出哥哥张永兴,并亲自带领日本宪兵逮捕了张永兴的情节,甚至还有张永兴主动投靠了日本人的详细描述。
按照土屋芳雄的叙述,张永兴兄弟最终是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由于逮捕、审讯张永兴兄弟有功,还受到了司令官东条英机的特别嘉奖。土屋芳雄和这本书的出现,让张永兴的后人非常震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杀父仇人,以及他书中有关环节的叙述,让他们不能理解。
张永兴的外孙金焰回忆道:他说这事根本不合逻辑的,日本人抓获我姥爷这样一个高级情报官员,他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也非常希望我姥爷
为他们工作的,如果我姥爷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合作的话,他怎么会把我姥爷杀了,这根本就讲不通道理。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日本老兵土屋芳雄,面对这样一本书,齐齐哈尔市的党史部门也没有就此表态。最让张永兴的子女无法接受的是,书的前言中译者的一段话:该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齐齐哈尔宪兵队和他个人所犯下的严重罪恶事实,是一部有说明力的史料。
张永兴的子女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的女儿张阿丽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在这本书出版半年之后,以个人的名义给书的译者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先生写了一封信。
不久译者金源先生去日本开会找到土屋芳雄,把张永兴子女提出的质疑和他们的愤怒告诉了他,可是土屋芳雄的说法却是:中国人民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数百万人被杀害,中国人有仇恨,中国人没有亲眼见到行刑的场面,不知道谁是加害者,只是仇恨。
土屋芳雄并不承认书中的情节有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通常的逻辑:我是当事人你们又不在场,无法争辩的,我说的就是历史。
而此时,长眠在齐齐哈尔烈士陵园里的张永兴兄弟,早已被中共党组织以一门两烈,谍报双雄载入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史的丰碑和西满英雄谱中。
按照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规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中共党员就不再和本国党组织保持联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张永兴从参加秘密工作开始直到牺牲,特别是狱中表现,在中共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记录。据了解,在认定张永兴兄弟烈士的时候,齐齐哈尔市的党史部门曾经走访了不少相关人员。
齐齐哈尔市民政局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寻找了当年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讲,当年在刑场的时候,有的烈士跟日寇进行辩论。有的讲他们在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呼口号。还有的讲我们爱国有什么罪,你们日本侵略中国,有罪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翻开《我的忏悔》这本书,我们还发现这里有不少抗日的中国人,在土屋芳雄的笔下都经不住他的对犯人逮捕和审讯的特别高超的本领和技能,在被杀害前都做了叛徒。难道真如土屋芳雄所说,张永兴兄弟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软化工作,投靠了日本人吗?半个世纪前,正是这个日本宪兵和他的队友枪杀了张惠民间谍案中我八位抗日同胞。如今面对这样一本以反战面目出现,而许多细节未经考证的书,难道在别无它证的情况下,这个日本宪兵的话就会成为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