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运用至今已有２０年。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确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１９９７年，修订后的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让一些腐败分子现了“原形”。２００８年８月被判刑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就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价值３６７１万余元人民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８１２万余元人民币、４万余元美元。而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则被有关部门查处其受贿金额总计３１５２万元，另有９６０．７５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尽管这一罪名的适用一直是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提出，现行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偏轻，建议加重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曾经指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偏低容易被一些腐败官员钻空子。

    有专家分析指出，一些贪官案发后拒不说清巨额财产的来源。因为不明财产越多，就意味着受贿额越少，这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贪官面临法律制裁时的“挡箭牌”。

    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到１０年有期徒刑，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样修改，既加重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在量刑上又与贪污贿赂犯罪有所差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如此评价这一修改。

    据介绍，１０年有期徒刑已经向全球最高标准看齐。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提供的参阅资料，对于类似情况，美国规定处５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新加坡规定刑期不超过１０年；印度规定处１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文莱则规定处７年监禁。

    而根据中国现行刑法规定，对贪污、受贿罪行，根据不同数额，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处罚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严厉许多。

    李适时同时指出：“司法实践中，对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尽力查证犯罪事实，依照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严惩。”

    为打击腐败行为，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在增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的同时，还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增加条款，扩大受贿罪的适用范围。

    中国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犯罪作了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此外，一些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在职时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收受财物。这些“影响力交易”行为都具有明显的“钱权交易”特征。

    “从查处的案件情况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需要看，领导干部‘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今年３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文显曾提出，应将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交易行为入罪。

    其他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也提出，这类行为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对情节较重的应当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鉴于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条款，针对上述犯罪行为作出严厉规定：对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一修改还同时考虑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草案在新增的条款中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关专家表示，刑法的这一修改将进一步遏制和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者的“钱权交易”行为，使中国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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