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港岛北部的这座高档写字楼，是香港明河集团的办公所在地。公司的创办人就是查良镛。从16年前卸任明报社长职务之后，除了查阅资料和会见记者，他平时很少回办公室办公，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和他作品相关的学术文化活动中。

    金庸：过去在香港办报比现在容易的多，我们的资本很少，只有港币十万元，我出八万元，我一个老同学沈先生出两万元，俩人加起来十万元就去办报。我们从小就认识，很要好，他对我很忠诚，我也对他很忠诚，但我们彼此走的路线不同，沈先生在市场管理，机器和发行方面比较拿手。

    50年代，虽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却并不十分得志。当时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率性独立的查良镛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了束缚重重。武侠小说的成功令他兴起了办一份小说报的念头。

    金庸：欢迎，欢迎，各位老朋友。香港报界编辑部的精英，不是全部在这儿，外面也有很多精英，不过坐在这儿的全是精英，外面也有很多精英，但这里十四人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九位可以做第一流的编辑。

    金庸：《明报》这名字不是我想出来的，当年我们三个人，一个是沈宝新先生，另一个是编辑是姓潘的，潘粤生先生，我们三人一起去想，每人写了几个报名，《明报》这两个字是潘先生想出来的。

    1959年5月20日，《明报》以私开小报形式与读者见面，出道第18日，为了争取较多的广告，报纸变成两开的大型报，由于走小市民路线，版面上有很多性感的照片，新闻也带有煽情成分。

    金庸：所以我写小说，我今天下午写，到晚上就在报馆写社评，写社评就很紧张了。以前不是电脑，是排字工人一个一个的铅字来排的。所以这些排字工人等在我面前，问查先生好了没有？我写一张，他就拿去排了。另外写一篇社评，写两张稿纸。第一张写好了，他就拿去，我说再要看一看，要改一改，他说等我排好之后你再改吧，所以很紧张了。

    第二任《明报》总编辑 潘粤生：最初办报时我们每晚须熬通宵，在报馆里留宿，为了增加报纸销量，特意拿几份《明报》留在渡海轮上希望有人拿来看。

    《明报》经营初期非常艰苦，最初只有四个人，销量不足一万份，全靠金庸小说去吸引读者。

    金庸：我们一开始是办一张副刊，到后来再加重副刊的分量。报界有句话，新闻是攻的，副刊是守的。

    前《明报》副刊编辑 蔡炎培：查先生认为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如果把报纸比作一支球队，副刊应该是守门员的角色，换言之，如果副刊做得好，便不会被对手入球。

    金庸：文人办报的缺点是缺乏生意头脑，企业方面的决策，我都有，但不可以存在过分浪漫的想法，要把报纸办好，不管花多少稿费都请人来写稿，这些事我们不做，应看是否划算。

    《明报》的一系列社论使之成为了大报，查良镛也被人赞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明报》在香港销售不是第一，但在很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它是重要的大报。

    金庸：做记者第一个要点，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做坏人，做坏人的话，你不要做记者，做坏人，你做小偷也可以，你做强盗也可以，女的去开妓院也可以，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做新闻记者就要做好人。不管是新闻记者，做其它电视，都要做好人，做好人，第一不要讲假话，一定要真实。

    1959年，金镛与好友集资十万元创办《明报》的时候，也许从未想到，32年后《明报》在香港上市，市值达到12亿港元。然而，就在《明报》发展成一个涉及报纸、杂志、出版、旅行社、物业投资等多种行业的大集团、市场前景一片大好时，金庸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退隐江湖，过自由平淡的逍遥生活。

金庸：我觉得凡事都分阶段，写小说到了某个阶段可以不写，办报办到某个阶段可以不再办下去，年纪慢慢大了，报纸办下去逐渐变得厌倦了，办来办去也差不多了，也没什么新的突破，那时就想找个接班人接手办《明报》，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合适人选。

    结果出乎一般人意料，查良镛把《明报》股份卖给《智才》集团的于品海。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梁君国：七九年于品海在香港大学读书，曾修读我一些导修课，当时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有高度理想的年轻人，他与查良镛先生投契的地方，就是他有相当重的中国情怀。

    金庸：他跟我的背景相近，也是刻苦出身的，他在加拿大读书，略懂政治，他不是时常很懂得，说的意见也不是不合理，对办报有一种热诚。

    于品海主政《明报》不足三年，便被报界披露，他曾在加拿大留有案底。《明报》股价受到拖累，从十元一直向下泄，于品海现金周转出现困难，终于把《明报》转售给马来西亚商人张晓卿。

    梁君国：他很难信任一个人，所以于品海事件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因为他差不多把半生的心血寄托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但结果令他很失望，对他打击很大。

    金庸：我承认看错了，他应该办得好的，结果他没办成功，我感到很抱歉，我不是责怪他，若说得狂妄一点，我觉得办报纸，能像我这样的人很少，未必人人有我的本事，办报纸办得这么好。所以他办得不好我不会责怪他，他替我接手《明报》，我应该多谢他。

    金庸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然而金庸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又是怎样的呢？金庸曾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相识于杭州，在香港分手。第二任妻子与他共同创办了《明报》，虽然是患难夫妻，却未能共享富贵。第三任妻子比金庸小27岁，相伴至今。

    曾有记者问及婚姻与爱情，查良镛这样说：最好是一见钟情，从一而终。年过古稀，查良镛开始一心向佛。

    金庸：学佛的人要出家，离开了太太、子女，也离开了家人亲戚朋友，一下子要离开你疼爱的人，是很困难的，我舍不得家庭。我最疼爱的大儿子，他当年自杀，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当年他跟女朋友吵架，女朋友在三藩市读书，他则在纽约读书，俩人在通电话时吵架，吵过后他上吊自杀，他的性格很冲动。当他想找我谈心事时，我却说要写稿，你出去吧，拒绝了他，我为此后悔，没机会跟他多谈，他想谈论人生问题。

    1992年，查良镛放下了《明报》，开始了其游学生涯。他以牛津大学名誉院士的身份，到牛津大学讲学研究半年，在文化气息浓厚的牛津校园讲学研究，弥补了他过去的遗憾。

    金庸：我已很久没有跟太太过这样亲密的生活，在这里没有工人服侍，太太要自行买菜煮饭，晚间我去扔垃圾。太太要洗烫衣服，回想当时的生活很有趣味。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们从没间断每年一定出外旅游，世界上未到过的地方已所余无几。我的愿望是走遍全中国各个省市。

    在山水之间尽享人间天伦的金庸并没有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1999年，75岁的他重出江湖，正式受聘于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随后更是获得了博士生导师资格。然而，从金庸踏入学术圈那天起，一些学术界人士对他学术水准和任职资格的质疑就从未停止过。2004年底，在一片争议声中，崇尚独立，追求自由的金庸终于向校方提出了辞呈。

    金庸：我差不多已经做了五年，也有交代了，有过得去了，对他的许诺。张俊生先生在做浙大的党委书记(的时候)，他跟我有一个约定，他说你喜欢来就来，不喜欢来就不来，身体好就来，身体并不太好就不用来了。我说我80岁了，年纪太大了，不能教书了，他说那你来讲讲课就可以了，不喜欢来就不来。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我觉得适合金庸的大学的位置是有的，中文系，中文系里面的古典文学，或者是把武侠小说做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都可以的，但不要到就是一个你完全不具备专业资格的领域里面来做什么博导。

    金庸：我自己对历史有兴趣，历史系、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中文、国际关系、艺术系，因为我们有七个系，社会系，这七个系，社会学我不大懂，其它的老实讲我都懂，新闻系，我办过几十年报纸，新闻系懂，中文我写了很多小说，中文也该懂，历史我自以为懂。

    朱学勤：你说你是历史学家，你应该有严肃的历史论文、历史著作呀，没有一本，你怎么能说是历史学家呢？问题根本不在于批评的人是用出身论来否定的，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用你有这个行当相应的科研成果，否则任何一个学术分工都变成不严肃的事情。所以徐友渔讲的那句话，我觉得虽然难听，但是这句话是讲到位的，金庸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记者：就在一些专家学者对金庸提出异议之时，2005年1月4日，上海的《外滩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披露金庸的博士生对金庸几年来的教学方式存在质疑。博士生说自从考入金庸门下，每学期只能见金庸一面，具体的学术指导根本谈不上，相反，金庸参加什么华山论剑这样的社会活动，却总是带着他们。

    现在我们就有请陕西华山旅游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魏铁明先生向金庸先生赠送华山印。请金庸先生接受，同时华山的童男玉女也向大家展示印模。

    记者：我前几天采访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他认为您当人文学院院长是一种错位。

    金庸：个人的观察，他认为我可能做教授没资格，做中学老师也没资格，小学老师没资格，有人在讲，我们不辩论，不能说自己有资格，你认为没资格就没资格，我们浙大的人不会去批评指责其他大学的。做人有一个标准，人家坏人你不要去讲他们，人家讲话你也不要去解释。

    作为20世纪的文化偶像之一，金庸正在成为一种现象，一道世俗化的风景。尽管金庸的作品常常以主人公淡出江湖做为结尾，但真正的江湖似乎并不那么容易退出，84岁高龄的的金庸是否会再起风云，我们拭目以待。（文/央视国际）

金庸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笑傲江湖(上)

观看更多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