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的一张合影，他站在民国的官僚和同事之间并不起眼，在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鲁迅是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官员，过着朝九晚五的公务员的机械生活。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鲁迅对这个国家的绝望，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鲁迅对这个民族的绝望，也是从那个时候注定的。

    1912年，鲁迅再次告别故乡，北上京城。他人生又一次改变由此开始。从绍兴到北京要分四段走：先乘船至上海，再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下关，称沪宁路，再渡船过江，从浦口直到天津，称津浦线，再改乘京奉铁路，才能到达北京。

    到了北京，鲁迅客居在绍兴县馆补树书屋。绍兴县馆当时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叫北半截胡同，出口即是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虽然民国以来刑场已改在天桥，但仍使人心有余悸。补树书屋在会馆南边的两个院子的里进，整个书屋都包围在鬼神萦绕的气氛中，给人一种莫名的重压感。

    辛亥革命以后，北京便陷入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中华民国国民议会最终以28票对9票决议，定都北京。北京从大清帝国的帝都，变成共和国的首都。人们也从皇帝的臣子，变成了共和国的公民。一座城市悄然发生着改变。

    鲁迅在北京的最初几年正是袁世凯称帝复辟的热闹时期。袁世凯复辟、孙中山讨袁、军阀当政，政治乱象层出不穷。

    北京的生活很快变得难捱起来，鲁迅平常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寂寞中，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他每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鲁迅已是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的心境，按他自己说法：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效，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文/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