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们对工作执著、投入,她们对政治充满热情,她们就是活跃在各级人大中的女代表。
根据联合国2008年的最新统计,全球各国的女性议员人数今年创下17.7%的新高纪录。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上参与决策的权力,被广泛地当作文明进步的标志。今天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同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本届人代会有一个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女性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22%。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许多女性代表的参政议政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2008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有一位女代表为此感到特别高兴。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惠州市环保局副局长 黄细花:很高兴!我们说我们呼吁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快就通过了,而且应该说改得还是比较合乎我们的现实。
这位女代表是广东省惠州市环保局的副局长,已经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的名字叫黄细花。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惠州市环保局副局长黄细花:我的名字经常我就会自己联想,黄细花,比较土吧。我们农村都喜欢起花(名字)。通过看自己的名字,通过别人叫你,就时时反省自己,就不要忘记你是从农村出来的,什么时候都要保持这种朴实、诚实。
1991年,黄细花获得江西农业大学土壤环境保护硕士学位。然而就是这位出身农村,名字毫不张扬的黄细花,在两年前,却成为全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黄细花:铺天盖地的,打电话的,还有这种要来(访)的。心里觉得确实是压力很大,当时我的生活全部被打乱了。
事情发生在2006年6月,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宣布将开始对银行卡ATM跨行查询收取每笔3毛钱的费用。就在银行决定收费的第二天,黄细花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紧急建议,要求暂停此项收费。
黄细花:我准备这个建议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当时提的就是说,这么大一件事情要通过听证的,为什么说它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几大银行,四大银行,同一时间、同一标准这样推出来。你说全国影响到多少人了,这样就觉得很不合理。
记者:你觉得它的不合理到底在什么地方?
黄细花:一个不合理就是当时我办卡的时候,你没有说跨行查询要收费,这是有违背我们一些法律;第二个不合理的话,这个三毛钱怎么算出来的你这样收,为什么要收三毛钱,你也没有一个告知给我们;第三个就是你这样我就没得选择,对老百姓来说没得选择,其实一直都有争议,一直都有争议的。但你还是不顾群众的意见,你还是这样推出来,银行方面就太强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应该用代表这种正当的途径、合理的途径,也可以说是绿色通道吧,这样反映上去。
黄细花的紧急建议虽然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四大银行的跨行收费却并没有马上停止。
黄细花:我心里还在想这个事情怎么办,该怎么办?也真的还没有头绪。你那时候心里面其实也挺矛盾、挺冲突的。因为群众对代表的期望太高了,他以为代表可以解决问题,其实我们也是要靠自己去推动,监督人家解决。
2007年3月,黄细花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黄细花:我就跟我们代表团说,有没有发改委的同志,是哪一位的?我说写个纸条给他,告诉他,问他为什么没有解决?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记者:你还想推进这件事情?
黄细花:对。还想追踪这件事情。(纸条)传给他们以后,我记得好像银监会没有答复给我。银监会的同志后来就跟我联系了。正好那个机会,就是《物权法》的审议,其中有保护私有财产,包括银行的存款那么把这个就挂上钩。我就跟我们组里提出说,我来做个发言,然后我们小组说你的发言,要不到我们这里先讲一讲?我说不行,我说先保密。因为我发言的内容比较尖锐、比较直。
经过连夜的精心准备之后,黄细花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进行了发言。
黄细花:我就举了个例子。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一辈子没有老婆,但是他一辈子不可能没有财产的。搞得大家都笑起来了。讲到财产怎么样保护对每个人多重要,我就话锋一转就转到银行存款的保护,包括这个跨行查询,我的钱存到你银行里以后,我查询一下我多少钱,你就这样扣我三毛钱,这样很不合理。特别是银行,收这三毛钱说收就收,说涨就涨,说一不二,这样一讲大家都笑起来了。之后一发完言,记者就全部围住我了。有一个记者就说,广东代表团的这个代表真敢讲话。
记者: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它会对这个事情的促进有多大的影响?
黄细花: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我是这种正当的途径。代表因为有规定,他讲错话都不追究的,所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把银行跨行查询(收费)再一次提出来。
2007年4月6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做出决定,要求各会员银行停止收取跨行查询费用。黄细花历时一年的叫停跨行查询收费建议,终于得到解决。回想起这段经历,黄细花至今还颇有感慨。
黄细花:当时我就没有经过这种场面,心里有时候不着边,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省人大,全国人大给了很大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好的意见。
记者:你家人呢?
黄细花:家人更是支持。包括我爱人他本身是搞新闻的,他也比较有敏感性,所以他就是说用平常心对待。像我儿子他也知道妈妈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他有时候也会说妈妈你干吗那么辛苦啊?他说你看网上都那么评价了,他能够把自己的功课学好,能够让我不要为他操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黄细花夫妇都是江西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惠州工作。黄细花的先生在当地的报社但任主编。黄细花在环保局已经工作了十五年,从2005年开始,她负责分管环保执法工作。
记者:那个时候的执法情况是什么?
黄细花: 其实环保应该来说也是以前意识没那么强,企业违法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记者:怎么个普遍法?
黄细花: 其实环保法律很多,有九部法,他可能不当回事。所以以前我记得2006年,有一次在开全国两会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一个现象吧,就是小违法不如大违法,不违法不如违法。东莞有个福安漂染厂,他们号称是“全国的第一漂”,它擅自地扩大生产。比如它以前排放的是两万吨的水,后来扩大生产以后,排了四万吨水,还有两万吨水它就不处理直接排出去。它每天这样节省下来的这两万吨不处理,而且不建污水处理厂也不用交排污费。
记者:那就是几百万?
黄细花:帐一算下来一年的话就是几千万,然后我们处罚你知道处罚了多少钱吗?处罚了21万。就是他有几个违法行为,一个是偷排10万,这是最高额的。还有一个是擅自扩建没有报,10万。还有1万就是弄虚作假 1万,你看他多“合算”啊,那让你罚好了。所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记者:那你作为环保(工作)的人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黄细花:就很无奈呀。我们也有同行说头发是越来越白了,水是越来越黑了。
法律的缺失直接影响了环保工作的开展,黄细花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尽力促进环保法律的修改。
黄细花:以前做执法这块的时候有一本这么厚的法律方面的书,但是我能用的就非常少。如果是有20页能够给我用到就非常不错了。
记者:为什么呢?
黄细花:因为我们的法律,以前《环保法》立法的时候,原则性的比较多、笼统、操作性比较差,每次遇到了一些违法的情况然后我来找法律找不到。
2004年,黄细花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关于修改环保法的议案》。2005年,她又递交了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黄细花:我提了大概有两万字的说明,还有修改意见,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我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环保的强制权的问题,还有一些法律的可操作性的问题,这都是我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跟这些法律打交道,哪些方面适合,哪些方面要改善我们最清楚了。应该说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就在今年两会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
黄细花:最重要的还是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个改变了。以前偷排、漏排最高处罚10万,现在可以处罚50万,那么企业就掂量掂量了。
黄细花:这里就是漂染厂,这是处理好的水从这里排出来。
记者:它们这种污染主要是什么东西?
黄细花:就是有机物。它是染色。那个水你看到了吗?这个水看起来很脏的。这样的水,这个水特别脏,然后经过处理以后能够这样排放出去还是不错的。你眼睛看就能知道吗?
记者:看得到 ,比较清嘛。
黄细花:没有什么悬浮物,色度也比较好,都很透明,很清澈。我们这里要求,它是达到二级排放标准就可以了,应该是我们局里面分片管理就承包给他们的,这里有什么问题就找他们的责任,压力大了。可能下一步还要细化到厂,哪几个厂你管,如果是有问题就找他们,包干到户一样的了。
经印染厂初步处理后的废水,将通过地下管网进入这个污水处理厂再次进行处理。
黄细花:现在出水(处理过)水质COD大概是 20。
记者:进水(未处理废水)呢?
黄细花:进水200多吧。这个就是处理后的水稍微有点悬浮物。整个惠州没有五星级酒店,但是人家评价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就是五星级的污水处理厂。现在已经可以处理20万吨水。
记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黄细花:就是我们城区这一块的污水,70%以上都可以得到处理了。我们每个镇 一些中心镇也建了污水处理厂。所以我们城市一般设计污水处理厂都是放在城市下游,有利于收集污水。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厂应该是在东江沿岸是最大型的之一了。
惠州的污水处理厂,就建在东江岸边。这条江发源江西,流经赣粤两省,从广州入海。
黄细花:这边是上游,这边是下游。我们的惠城区就在这上面东江发源是在我们江西,所以惠州这个位置就属于中上游,深圳取水是在我们惠州境内取水,然后东莞是在我们的下面取水。包括供应香港的水,也是在我们下面。在东莞跟惠州交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专门的供香港的取水口。
在惠州的下游约有4000万人的要从东江汲水饮用,因此,惠州对保护水源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在环保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东江一直保持着国家二类水的标准,状况良好。
今年52岁的肖幼美在深圳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担任高级会计师,她已经连续两届当选为深圳市人大代表。
深圳市人大代表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 肖幼美:当一届代表不过瘾,当两届代表就知道来龙去脉了,已经就觉得行了,明白了。
5年前,肖幼美一度成为深圳市最受关注的女人大代表。
肖幼美:2003年深圳市的所有的六大区域,区代表换届的过程中,我想参与选举。
但肖幼美的这次参选却与以往不相同。
记者:为什么当了市代表却还要去当区代表?
肖幼美:我从来没经历过选举觉得也很纳闷,就是我当市人大代表也没经历选举,因为市人大代表。它是一种间接选举,它不直接面对选民,它是由区人大代表。根据你的简历,根据你其它一些书面材料来进行投票的。这也是一个好奇吧。
当时肖幼美并没意识到,她以社会人身份参选的这个决定,在后来显现出特殊的意味。
肖幼美:实际上这个时候,区里面关于每个选取的候选人已经产生了。这个候选人都是单位候选人,而我如果要出现,完全是一个社区、社会人、社会人的身份去参选。我当时就找到我的居委会主任,他就很为难,他说你为什么要参与呢,他说你要参与这件事,把我的工作计划就打乱了。因为我的候选人都已经产生了,已经等于单位上面从区到街道已经下来了。我说真的很为难你吗?他说真的是很为难。我说我就是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宪法》规定我就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只要有20居民联名就可以当候选人这是法律规定的,那么他又不好反驳又没有什么理由反驳。他就答应跟街道再去沟通一下,他跟街道沟通 街道也比较反对,但是又没有理由,因为法律上他又不能说服我。最后就跟区里汇报区里最后的态度就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肖幼美以社会人身份参选的行为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但最后,她落选了。
肖幼美:选票没过半数,但是也有190多票。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说这个不成功是必然的,但是从此我就亲身经历了我们国家当前选举制度。其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些场面的,包括他们那些候选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真正的单位上级领导指派的候选人他们自己都不经历,他们根本不懂。包括你去投票的时候你根本不了解他是谁,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政绩如何你也得去投票。我当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想就是说成功不成功最起码我去努力了。我先生也跟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努力了,不成功我们经历了,我们不后悔。
肖幼美家在深圳罗湖区,先生是位教育工作者。
记者:因为代表的工作会不会很少有时间管家务?
肖幼美:没错,很少 几乎不做。
肖幼美丈夫:我是热爱做饭。我们配对配得特别好。
肖幼美:自夸自擂。
记者:那你做饭她干嘛?
肖幼美丈夫:她忙活社会事忙活多一点。
肖幼美:他本身也比较热爱社会公益事业,他有时候比我还要热爱。你看他平时上班的路上,他的照相机是随身随地带着,他凡是发现什么不好的现象他即刻就拍下来。拍下来以后,他现在是深圳市交通监督员,所以我说他如果当代表比我可能还要好。那你有你的特色每年两会,马上要开两会了,他帮我出了不少建议。
2005年,肖幼美第二次当选为深圳市人大代表,同时,她也成为深圳市人大预算审查专业小组的副组长。
记者:您连任了两届市人大代表了?
肖幼美:对。在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的监督方面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变化?现在在强化财政预算监督方面应该说力度是越来越大。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肖幼美:在(市人大)三届的时候这些专业代表小组还没有这种模式。那么在(市人大)四届的时候,新一届的人大班子,也搞了很多创新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代表专业小组。像我是预算审查专业小组的,那他给我培训的是怎么去审查政府的预算,政府的预算是怎么构成,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他就有这种预算委的委员或者有财政局的一些干部来给我们讲解。原来人大也有审议政府预算这样一个程序。
记者:那么有了专业小组和没有专业小组它有什么区别?
肖幼美:更深化了。没有这个专业小组的时候,就是大部分的预算审查就是在两会。财政预算的报告几乎都没人看。
记者:为什么?
肖幼美:因为代表他大部分的人不是完全看得懂这个财政预算的。所以这个工作,现在有了专业小组以后主要这个预算工作的推行监督预算工作的推进,就靠我们这样一个小组。
人大对财政预算监督的深入与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随着国家计划分配手段的逐渐减弱,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理念逐步得到确立,政府的财税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肖幼美:现在这两年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推行了国库的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的分类管理。政府采购的集中采购一系列的财政体制的改革。它都是向法制化、规范化方面迈进的一种表现。如果没有这些改革,试想我们过去的财政预算,那真的是。人大代表说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近年来政府对民生的重视,也使得公共财政的作用逐渐加强。
深圳市人大代表 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郑学定:所以财政体制的改革应该说是造福于人民的。
郑学定,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是肖幼美所在的深圳市人大预算审查专业小组组长,预算委委员。
郑学定:公共财政体制是主要体现在为民办实事这个方面,体现在民生方面。那我们的财政资金的安排也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安排在这个方面。现在就是说,怎么样把涉及到民生的财政资金,把它使用好、监督好,我觉得重在监督。
从2005年开始,深圳每年选取几家政府部门,将这些部门的财政预算提交给市人大预算审查小组。
记者:政府能够接受人大作为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去监督他的行政行为?
肖幼美:它不仅能够接受,而且高度地重视,他们压力很大的。就是说万一抽到我了,那我这个预算编出来以后,我给代表的话,我们深圳市一些代表还比较专业化,一下子挑出毛病来,点到他痛处的话。他是很怕曝光的,所有部门都会有这种思想。随着我们专业小组的深入,随着我们预算监督的深化,政府部门是越来越重视预算。
2005年,深圳市卫生局成为接受市人大预算审查小组抽查的对象。看病贵的问题成为预算审查小组关注的重点。
肖幼美:如果是属于医院不合理的创收,那我们要制止,我们人大也是监督。预算也是在,我们的监督范围之内的。如果说医院的创收是有合理之处,而是由于我们财政体制不合理的,那我们可以呼吁,我们可以帮助它解决一些问题。
为了能够找到症结所在,深圳市人大专门为此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
郑学定:我跟肖幼美都是调查小组的成员。通过对卫生局的了解,包括几大医院的这样一个调查。我们也发现了我们老百姓看病贵,除了其它方面的问题之外,也有我们财政投入不足方面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投入不足,医院可能就会借占医疗的资源去创收。那么如果借医疗的资源去创收的话,它必然会导致把医疗的费用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去。
调研小组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发现,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拨款比例逐年在下降。
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长 杨松:1996年财政投入是超过四分之一,对人民医院是在26%左右,这个四分之一是整个医院的运营的费用。对,那么现在在2002年开始进入低谷,始终是在5%到6%之间徘徊,最低的时候只有4%。
肖幼美:我在听了几个大部分的院长大家都是怨声载道。你说怪医院也不能怪,就是医院在创收的同时,我们也就发现财政投入太少。就是由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是越来越在退出。他没办法,他必须创收,他不创收就入不敷出,它就亏损。
记者:哪个医院肯亏损呢?
肖幼美:这个东西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表现。所以我在参加了几场调研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们财政是要考虑的。
深圳市采纳了人大预算委员会调研后提出建议,对卫生部门增加了财政预算。2007年,深圳市人民医院的财政拨款已由最低时的4.38%上升到11.32%。
肖幼美:实际上人大监督也是帮助政府,可以避免走好多弯路。或者避免你去腐败,应该说真正发挥代表的监督作用。应该说还是任重道远的这是我们作为代表来讲衷心希望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知情权能够更好地发挥代表的工作。
2008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中,不仅增加了农民工代表,律师、经济师等高级专业人才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而这样的变化,在地方各级人大中,也开始显现出来。
广东省人大代表 深圳市女律师协会会长 张丽杰:律师能够成为人大代表我觉得真的是民主法治的进步。
张丽杰,深圳女律师协会会长,深圳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0年她当选为深圳市第三届人大代表、两年后又当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
张丽杰:像我们过去的代表很多都是劳模 政府官员。这些年来,是越来越强调代表的广泛性,特别是专业人士像法律界的。然后让你参政议政,我觉得这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身为职业律师的张丽杰,仅仅在担任广东省人大代表的5年里,就提出了25件议案。
记者: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的议案提出来?
张丽杰:我觉得首先得益于我自己的专业、我的职业,就是我本身这个法律专业、律师职业这样一个优势。我觉得为我履行代表职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正式由于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张丽杰所提出的议案都与制定和修改地方法律法规密切相关。而身为一名女性,她特别关注妇女权益保障问题。
张丽杰:我在个案当中,比如说通过一个家庭暴力案件的代理。我会体会到,我们在代理过程当中有一些法律上的空白。就会给我一个提示,起码我是用心要记下来。我知道有这方面的一个东西会形成一个意念。
张丽杰最先考虑的是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问题。
张丽杰:但是家庭暴力应该说在实践中大量的存在。
张丽杰自己就受理过家庭暴力的案件。而在社会救助机构里,她也能接触到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
记者:你告诉我你的脸上是怎么回事?
家庭暴力受害者:是被我老公抓的。因为一些家庭小事情。
记者:他会习惯动手吗?
家庭暴力受害者:他常常会有动手的。我看你脸上都破了,其它地方有受伤,不过你们看不到而已。
防护中心几乎每天都会有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的来寻求帮助。
记者:您见到过的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深圳市罗湖区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谭会茹:最严重的情况,有一个就是丈夫把妻子打倒之后,用脚、皮鞋踩,踩她的肚子把脾踩破了,踩破之后丈夫就走掉了。
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妇女起初是受到伤害的一方,但最终有人会因此做出非常极端的反抗。在这所监狱里,有十几位女性因杀死自己的丈夫而被判重刑入狱。
服刑人员:我就拿擀面杖打他的头。
服刑人员:我是用刀打他这个部位。
服刑人员:我用擀面杖打的他。
服刑人员:我是用刀。
张丽杰从深圳市妇联进行的家庭暴力情况调查中了解到,在参加调查的500个家庭中,约10%存在着暴力行为。
深圳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刘朝辉:10%也不可忽视。因为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一个基础。家庭暴力的家庭,不仅仅是影响妻子,更重要的是影响孩子,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所以我们想这个家庭如果长期有这种不间断地家庭暴力的话,这样的家庭10%就不少了。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管,要制止。
但是,由于现行法律的空白,使得很多受害者面临着投诉无门的困境。
广东省人大代表 深圳市女律师协会会长 张丽杰:她受到侵害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哪个部门具体的负责。我要负责维护妇女的权益,我应该出面制止,或者我相应的给这个施暴者,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惩处。我应该怎么样去,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对他提起控诉,然后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在法律上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关于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立法。
2006年,张丽杰向深圳市人大提出了关于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规的建议。记者:这样的法规的出台,对我们现在反家庭暴力的援助,或者是救助工作有什么帮助呢?
深圳市罗湖区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谭会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最起码就是发生了家庭暴力,可以对照着这个法律。首先她该到哪个机关去求助。那么这个机关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处理,这些都会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下来。这样的话处理的力度会更大而且会更快捷,就避免一些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而引发的一些恶性案件。
张丽杰的建议已经被纳入深圳市的地方立法计划,在未来的五年中,深圳市将出台反家庭暴力法。身兼律师和人大代表的双重角色让张丽杰常常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但同时,身为母亲的她,也多了份对孩子的歉疚。尽管也给女儿买了乐器、却实在没时间像其他家长一样陪着孩子去上课、敦促她练习,只好全靠女儿的自觉了。
张丽杰:我记得我做律师的时候,首先我要把关系调到司法局。司法局会给你一个级别,我当时是一个副处级,然后工资是多少级,所以他基本上当时还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身份。
来到深圳之前,张丽杰曾经在国家农业部从事过5年的立法工作。那时,立法主要由相关的政府部门承担。而如今,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越来越得到强化。此外,律师这个职业本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记者:律师这个工作的性质上面,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张丽杰:你的身份就是社会法律工作者。那你主要的职责、你的责任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像过去,你是国家工作人员,你是国家机关的一分子,你的职责你是要忠实于上级,忠实于你这个组织。给你的一个角色的定位,所以你想表达的意见,肯定是有所不同的。那现在我是社会法律工作者,我的依据就是国家的法律,我维护的就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合法权益对我来讲,就是第一的一个职责。你没有其它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也在不断完善,1993年前后,私营律师事务所开始被允许存在,于是张丽杰和几位合伙人在那时也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记者:那在当时你们自己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刚刚开办的时候,你们开展工作容易吗?
张丽杰:很顺利。当时深圳的法制环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了。
1992年,深圳被全国人大授予地方立法权,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法律体系的完善。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涤:市场经济有个特点就是法制经济,因此客观上需要有这种立法权。
陈涤,深圳市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而张丽杰是这个法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陈涤:法律是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且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这样一种行为规范。那么这种行为规范不会因为某些某个领导人,某些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是相对固定的。这样给从事社会活动的人一个稳定的行为价值的判断,法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是必需的。
在深圳市获得立法权的十五年里,深圳市人大先后制定了法规300多项,为发展市场经济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
张丽杰:深圳的立法也创造了很多在全国来说是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第一槌的土地拍卖;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政府采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立法才为他这样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法律的保障。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也逐年迅速增长。律师的角色,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张丽杰:当时我记着1993年的时候,当时深圳只有8家律师事务所,现在已经差不多有5000人了,200多家律师事务所了。
记者:做律师这么多年还是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做律师和现在做律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地方它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张丽杰:我觉得最早的做律师,大家只是说我打官司了人家告我到法庭了,或者我有什么事情我要起诉谁了,或者是刑事案件你受到羁押了他才想到找律师。更多的所以都是我们这些传统的诉讼业务。现在很多就是我没有官司,我没有案子。但是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法律顾问,我要咨询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搞一个项目,我要进行法律上的论证。法律上怎么规定、法律可不可行,然后我会想到事先地。我通过律师,起草一些法律的文书、合同,然后跟我参加谈判,所以我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天早上,张丽杰和事务所的几位同事,一起来到华润公司,这是他们的重要客户之一,他们为华润公司正在进行旧城改造项目担任法律顾问。
客户:旧城改造的这种法律关系,就是以后出现钉子户怎么办?
记者:做律师和做人大代表你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律师解决的是一个一个个案的矛盾,做人大的代表实际上是从制度和机制上面去扫清障碍,把基础做好,你怎么来理解?
张丽杰:这种角色的不同,做代表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幸运。作为法律工作者,能够有机会参政议政,然后能够参加立法。我知道立法的意图在我的法律实践当中更好地去运用。另外就是从做律师的实践我通过一些个案,通过为我的客户。这些客户也包括公司,包括法人,包括我们的政府单位通过这些实践。我也知道了整个法律状况,法律实施的情况,然后哪些东西。法律上是有一些空白的,哪些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需要进行完善的我觉得这些实践会对我作为人大代表然后你更好地去提出一些立法的议案,或者你参政议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本身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是互动的。
陈涤:因为法律不是法学家在书房里所写出来的。它根植于社会实践,来源于社会,那么要确实反映社会上通过立法来解决的问题。一个好的立法对社会有保障和促进作用,如果这个法立的不好会影响社会的某个方面,会使社会的这个方面的发展,因此责任是很重大的。有律师界的这种代表参加立法工作,使立法者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考察立法问题,了解法律在实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这样对我们解决立法领域的问题就会更有帮助。
在张丽杰担任人大代表的8年中,她先后提出60多件议案,其中90%都与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专业人士为人大的立法做出了贡献。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2978名,其中女性代表634名。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