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胜]过去我们的国家是全面封闭的，基本上是在国内谈文化。今天我们是全方位开放的社会，会和多种民族有文化的接触和冲突，这里面就有一个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问题，文化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挑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西方一些国家把中国当成了他们意识形态里的“假想敌”，他们把瓦解我们的社会制度作为他们国家的战略目标，他们会从民族、从国家、从制度、从阶级等方面进行瓦解，我们应该有一种忧患意识，不能麻木，不能无动于衷。在经济和科技的较量当中，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仍然相对比较落后。

    温家宝总理说得好：什么好东西让中国13亿人口一平分，只有很小一点。我们的中心城市还可以，但是农村还有不少地方是相当贫穷的。我们发展需要时间，我国的经济、科技等和别的国家相比有劣势。如果我们没有主动地保护文化的意识，很可能会导致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民族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等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话，会使我们处于劣势。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强势，就要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种角度来共同保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

    2005年我在中央党校读书，写了一篇《关于国家文化主权》。我们除了政治主权、经济主权，还应该有文化主权，我们除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外，还应该有文化安全。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在这里我提出了文化主权的主体性，当然它是基于人类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没有人会为我国设想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命运，所以就要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其次就是尊严性，各个文化主权的国家它的文化都是有尊严的，我们应该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反对文化倾销主义。文化主权应该有它自己的发展性和继承性。我们历史上朝代是可以更替的，但是我们的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文化不能让别的国家拿走，进行文化取代。

    所以文化主权应该有创造发明权，我们不会为别的民族创造，而是为我们民族创造。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所有权。马克思发现了共产主义，这个知识产权归马克思所有，所以这种知识产权就是对文化产权的一种拥有权。当知识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源的时候，你越要重视文化的所有权。韩国的“端午节”问题其实就是我国的一种文化主权的丧失，为了不让更多的文化主权丧失，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文化保护。其次就是文化的优先享受权。现在全世界都在享受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但是中国是最先享受这种文化的。

    日本书道就是中国的书法、日本的花道就是中国的插花、日本的相扑就是我们中国的摔跤，但是这些都成了日本的文化了。现在我们发现敦煌的经书在日本，我们的文化遗产流失在国外很多，所以我国的文化在过去的100年来特别得悲惨。“弱国无外交”，经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我们才有资格谈文化保护工作了。

    另外，我们还要做好文化的阐释权。中国应该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学者，我们应该有阐释的能力和阐释的高度。国际蒙古学专家、国际藏学专家等等现在都在国外，日本现在有4600多个博物馆，馆馆都有中国的文物，所以我们国内有些学者现在经常说：如果我们的文化不是被他们拿到国外的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可能也全毁了。其实他们说的是糊涂话，难道留在国内的文化就全被毁了吗？并不是的。

    所以我们文化安全面临着三大任务：第一、文化遗产的回归。凡是战争其间被外国抢走的文物，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有关条约收回来，1840年以后的很多文物都应该无条件地追回来。第二、把文化遗产购买回来。第三、把文化遗产复制回来。其次要做好文化主权的捍卫，我们现在的文化遗产还在流失，很多国外人都在学习、模仿我国的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面临的文化遗产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站在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里探讨文化遗产。所以还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安全：包括人才安全、技术安全、资源安全、核心价格观安全、文化体系安全等。

    我们应该高举十七大的旗帜，坚定不移的按照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价值体系全面加强和保护我国文化的安全和文化主权，否则我们的文化就是零散的、零乱的、不自觉的。我们要把和谐文化进行共建和共享，让全民族都来享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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