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志愿者带着35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途经三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并在到达的每个地方进行了农村现状调查。

他们是农民工子弟，但是他们又是从小长在上海的“城里孩子”

张轶超

    这次巡演的有趣之处在于，孩子都是民工子弟，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实在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 

    这是略带尴尬的一次旅行，也是组织者与孩子未经教化的粗糙持续较量的一次旅行。

    二十天前，当离开农村多年的孩子重新站在农村的土地上时，他们用种种方式刻意保持着和农村的距离。

    他们在车上看到路边的牛羊会拍打着车窗故作兴奋地大叫，就像第一次看到动物园里的大象。

    他们会抱怨农村的卫生状况，特别是那里的厕所，“简直不能忍受”。

    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到当地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说“我们来自上海”，而省略了“我们出自农村”。有时同行的志愿者对当地人说，这些孩子也是从农村随父母去的上海，孩子们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

    这样的行为，让随行的志愿者们感到了一些失望。一位志愿者在到达此行第二站江西新余市的当晚找到活动的组织者张轶超，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带些质问地说：“他们根本瞧不起农村了，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

    孩子的这种表现是张轶超在出发前未曾想到的。几天下来他自己也有所察觉，觉得“他们都好像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样子，我几乎没看到一个孩子对当地人有亲切感”。

    相反，这些孩子很享受变为城市孩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主动而耐心地向农村孩子描述他们在上海就读的公办学校，“我的校园很干净很漂亮的，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和兴趣小组。知道么？跑道都是塑胶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呆呆地听着，说不出一个字。

    这样的掩饰不是没有效果。每当真实的身份一显露，他们所得到的尊重就会减少一点，尴尬就会增加一点。

    在江西上饶樟村村，他们按例和当地的学生们做游戏。

    “你们是不是上海人？”一个当地的女孩子怯怯地问她的游戏伙伴。

    “不是。”被问者迟疑了一下，然后把目光移向了另一个地方。

    “原来他们和我是一样的。”这个当地女孩子后来承认她当时有一点点失望。她本想看看城里孩子的漂亮衣服，没想到他们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从新余出发去第三站安徽怀远的当晚，张轶超召开了一次志愿者会议，会议上有一半的志愿者提到了小孩子们的“虚荣”行为。张轶超鼓励大家说，不要太悲观，这些孩子已经把城市生活看作正常，而把农村视为反常，他们想要把自己装扮成城里人，也是人之常情。

    但张轶超并不愿旁观这些欲念的发展，到达安徽怀远后，在他的要求下，孩子们在晚上演出的主持词里加入了对自己家乡的说明。

    每一个这样的细节，都是张轶超和这些孩子身上暴露出的人性中未加掩饰的功利和未经教化的粗糙进行的一次较量。

　　喊叫是他们的说话方式

    32岁的张轶超是上海人，高三时因病休学了一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一年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改变了价值观，他开始愿意为促进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而努力。

    第一次接触这些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时，张轶超还在复旦哲学系读研究生，他想为他主编的校园报纸《常识》写篇报道。他觉得这些孩子求知欲很强，特别的敏感、可爱。回到学校后便叫上《常识》报纸里的其他同学来为这些小孩子上课，回报孩子们对他的热情。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这些孩子表面热情和可爱背后的“无理和野蛮”。

    新学期开始，张轶超给他们找来了两个乒乓球桌，意外的是，这些孩子为了占领乒乓球桌竟然大打出手。张轶超还为他们买了毽子和跳绳，这些东西也总是在一瞬间被一抢而光。那些抢到跳绳和毽子的孩子，也从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又带来糖果的时候，张轶超开始发愁如何分配。权衡之后，他把糖果交给学校的老师，他以为熟悉孩子的老师会有比他更好的办法。然而他所看到的场景是：这位老师跑上二楼，高喊几声“发糖果了”，然后将一袋糖果天女散花般地倒出，所有的孩子蜂拥而上……

    张轶超现在觉得，这些野蛮行为根源于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以及平时物质资源的匮乏，他不断地看到“在物质的引诱下，人的占有欲的爆发”，一次一次目睹着他带来的物质帮助破坏着他们原本看来和谐的同学关系。他对简单的物质资助产生了无力感。

    2002年2月起，张轶超租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为这些孩子开办了课外兴趣小组。他和志愿者给孩子们补课，带他们拍夜景、种植物、看星星，希望用各种活动来改变孩子的心灵。

    四年之后的2006年2月，在中国做科研项目的美国学生柯慧婕找到张轶超，一起组建了一个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

    合唱团刚创办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孙悦凌过来帮忙拍个短片。第一天去拍摄，孩子们一看到摄像机便围过来上手就抓，孙悦凌陷在孩子里，只感到四周的声音已经超出了人类所能承受的分贝。柯慧婕陷在另一处，手中的吉他琴弦就快要被伸进来的无数双手拉断，她只能双手将吉他举过头顶，跑到办公室里。

    喊叫，是这些孩子常态下的说话方式。张轶超去过这些孩子的居住地，他理解他们说话大声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上海市江湾镇一个废弃的机场，那里尘土飞扬，道路泥泞，最高的建筑物是一座塑料瓶堆成的小山，声音更是嘈杂到让他觉得“恐怖”，卡车不断地穿梭，做小买卖的人在不断地吆喝，“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有学会高声表达，才能不被忽视。”

    让张轶超高兴的是，这些喜欢喊叫的孩子，也喜欢唱歌。他们平时就经常边看电视边记下歌词，还会相互对照着补补，他们记下一份完整的歌词要用很长的时间。

    即便如此，做他们的音乐老师依然需要拥有非常的精力。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纠正，进度慢纪律差，让在一旁拍摄的孙悦凌“大多数时间都觉得头晕”。 （文/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