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上午10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张力群和中国社科院金融学者彭兴韵做客新华网,就“认清经济形势 坚持宏观调控”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央行正在努力对冲过剩流动性，比如实施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行特别国债等政策，表明央行的调控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大。这些措施的实施起到了哪些成效？

    [彭兴韵]面临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运行面的突出矛盾，政府采取了很直接的调控，最主要的就是今年七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这已经成为央行冲消流动性的基本手段。今年连续四次提高利率是希望从需求方抑制流动性的增长。

    除了央行的货币政策之外，财政部也在积极地加入到我们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以及货币流动性管理当中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财政部高达155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的议案，财政部发行了第一期特别国债6000亿元。除了这些调控措施之外，政府在今年还针对流动性的增长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措施。最主要的是体现在调整企业的经常帐户余额水平，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可以保留他们的经常帐户。另外我们政府也在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 除此之外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在滨海新区试点允许居民个人在香港地区投资股票市场，还有我们的QDII，这些都是在鼓励资本的流出和鼓励常惠于民的收支来缓解国内收支不平衡对国内流动性造成的压力。

    总体来讲，政府也在通过积极的改革促进我们的调控，中国改革的措施缓解流动性增长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在流动性管理方面面临着一个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我们的经济和金融的对外开放与流动性管理方面主要的矛盾，那就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对我们国内流动性管理的困难。这使得央行很多管理措施就因为资本的流动受到了一定的中和影响。

    由于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结果使得中国流动性管理不是中国央行自身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流动性管理的效果要放在更加开放、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就比如我们流动性的管理就非常明显地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

    简单回顾一下，2001年“9.11”之后，美国储备银行迅速降低了联邦基金率，降到1%的水平，在“9.11”之后降低联邦基金率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持续上升，一直到2003年底我们货币增长率超过了20%，比现在还要高一点。 到2003年底的时候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在比较低的联邦基金率刺激下导致他们股票逐渐上升，在这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逐步下降。 进入2004年6月份美联储连续几次提高联邦基金率之后中国货币竞争进入瓶颈的增长时期，保持在13%左右之后。 到2006年美联储停止加息之后市场普遍预期的是美国可能要逐步降低利率，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率在渡过了2005、2006年两年的相对平稳期之后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流动性管理的效果很明显地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左右。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流动性有这方面的影响，美国从他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决策考虑，就使美国货币政策事实上成为他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比如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对于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做出的积极的、有成效的改革，美国觉得很难以满足自己的要求，甚至视而不见，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美国议员继续向国会施加压力，或者提高对中国惩罚性关税的情况下美国可能就会利用货币政策的工具对中国实行比较大的压力。　比如最近美国再贴现率降低了5个百分点，使它与联邦利率的逆差从1%下降到0.5%，这个下降的结果就使大量的金融机构从美联储借款的成本迅速降低，这个降低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美元供给的泛滥。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成为全球增长的中心，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全球资本提供了非常高的回报率。使得中国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盈利机会，美国可能也预期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美联储降低利率的结果使得发展当中的美元不一定保留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可能会迅速转移到中国市场，在我们现行的体制安排下，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人民币供给的增长，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长，从而提高了人民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就认识到要么让中国选择更大的或者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促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要么就是中国接受比较大的资产泡沫，资产价格迅速上升，乃至形成泡沫经济。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放在更加开放的全球化的视野当中来看，我们的流动性管理确实是非常麻烦的。但是总体而言，相信我们的政府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对于诸多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在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过程中都是能够迎刃而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