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黄埔南岗的冯忠义被野鸡车断送了性命——当时他站在车门口正打电话报警，投诉野鸡车司机要将自己半途扔下车的行为，没想到站在他身后骂骂咧咧的年轻售票员竟一伸手将他推下车。毫无防备的冯忠义从正在行驶的野鸡车上摔了下去，颅骨、左胸肋骨全部摔成骨折，在医院里昏迷了四天后，被宣布死亡。

死者

     改道遭拒行驶中推人下车

    “那天实在是等公交车等了很久都没车来，我们才坐了野鸡车。”冯忠义的妻子吕女士对当天的选择痛悔不已。

    7月12日下午6时许，她和丈夫冯忠义以及三个朋友打算去开发区夏港大道的一个小餐馆吃饭，“他说之前请人在那里吃过一次，觉得不错，就一定要带我们去尝尝”。

    他们从南岗派出所对面的化工厂公交车站上了野鸡车（车牌粤BA4009，后证实为套牌车），路上，同车的乘客陆续下了车。当野鸡车沿黄埔东路走到开发区立交的时候，车上就只剩下他们5人了。

    觉得为区区5块钱车费再绕到夏港大道去实在不合算，野鸡车司机和男售票员于是要冯忠义他们下车，并退还5块钱车费。不过，他们的做法遭到冯忠义的坚决抵制。

    “他当时就站在车门边，坚决不肯下车，并打110报警，那个男售票员和他大吵起来！”吕女士说。突然，站在冯忠义身后的男售票员拉开车门，然后从后面推了冯忠义一把，毫无防备的冯忠义一个趔趄就掉下了车，这时车还在行驶中。

    吕女士深深地记得，那个伸“黑手”的售票员梳着倒背头，一脸青春痘。

     “黑车”照开

    妻子同伴怒斗司乘

    丈夫被推下车的刹那，吕女士就坐在距离车门一米的位子上目瞪口呆地看着，“当时我脑海一片空白，直到朋友喊‘快停车’，我才回过神来，手忙脚乱让司机停车！但他根本不肯停！”吕女士说起当时的情况悲愤欲绝。

    由于急着去看冯忠义的情况，同行的朋友张实力没等车停就往车外跳。“我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跳下车了，司机还是不停车，我怕他们跑了，就紧紧抓住车的后视镜，就这样悬在车外，被带着开了四五十米！”张实力愤怒地说。

    而此时，车上已经展开一场乱战：仍在车上的两名女同伴正在拼命抢司机的方向盘，吕女士则抓着售票员让他叫司机刹车，悬在车外的张实力则大声向同伴喊：“快抢他的刹车，快让他停车！”

    但野鸡车仍在歪歪扭扭地往前开着，直到后面一辆的士赶上来，的哥冲司机大喊：“人都掉下来了，还开什么开！”司机才把车停了下来，此时冯忠义已不省人事地躺在车后五十多米远的地方，身前淌着一大摊血。

     司乘逃跑

    坠车人不治身亡

    下车后，吕女士一度想抓住欲弃车逃跑的男售票员，但被对方摆脱了，另外几名同伴则迅速跑回去看冯忠义，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要抓住司机。

    吕女士跑回去，见到了不省人事的丈夫。“他脸朝下，身体卷成弓形趴在地上，耳朵和鼻子里都在往外流血，我把他抱在胸前怎么叫都不醒，我吓哭了……后来别人提醒，我赶紧拦了一辆的士送他去医院。”吕女士边说边哭。

    经黄埔区省电力一局医院诊治，冯忠义的颅骨骨折，左胸全部肋骨骨折，左大腿和手臂也存在骨折，瞳孔放大心跳微弱。抢救四天后，冯忠义还是因伤势过重导致心器衰竭而死亡。

    案情进展

    野鸡车是套牌车

    记者昨日了解到，黄埔区南岗派出所正在调查此案，已确认这辆车牌为粤BA4009的中巴车为套牌车，无营运执照，确是野鸡车。目前这辆被司乘抛弃的破旧野鸡车已被扣押在派出所，警方正全力抓捕司机和售票员。

    在南岗派出所，记者看到了这辆“夺命野鸡车”。像所有野鸡车一样，该车车身破旧，车内环境肮脏不堪，车头左侧玻璃损坏，车上没有任何年检标志和营运资格证。吕女士告诉记者，南岗派出所前日曾经拿过5张照片给她辨认犯罪嫌疑人，但其中并没有那个“梳着倒背头、满脸青春痘”的售票员以及司机。南岗派出所表示，他们正在全力追捕在逃案犯。

     律师说法

    抓不到人就是桩无头案

    对于此事故的赔偿和责任追究等问题，记者采访了大同律师事务所的朱永平律师。朱律师称，该中巴车属于非法营运，而该车的售票员则涉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罪名。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涉案的司机和售票员缉拿归案，弄清涉案中巴车所归属的投资方，追究司机和售票员的刑事责任；而死者家属则可向法院提起对中巴车投资方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朱律师还称，在法院未作出判决之前，中巴车的投资方应先行垫付死者住院期间的抢救治疗费用、死者家属往返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不过，朱律师最后表示，如果没有抓到相关涉案人员，死者家属将无法获得相应赔偿。

    打工十年一朝魂断

    死者亲友呼吁政府严惩野鸡车

    “野鸡车害人的现象早就存在了，冯忠义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如果政府不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法治理野鸡车，他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面对冯忠义的死，他的朋友张实力沉痛地说。

    悲痛中的吕女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警方身上。她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十年前就从老家重庆来广州打工，十年来丈夫奔波于广州各处工地挣钱养家，夫妻俩含辛茹苦地供在老家的三个孩子读书。出事后，她已经通知最大的儿子赶来广州见父亲最后一面，“剩下一个7岁的小儿子和5岁的女儿在老家，他们还太小，不想让他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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