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学者共编东亚近代史对抗日本右翼教科书

6月23日14：30，《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中方编委会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步平将做客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此次编纂过程中的经历及体验，

编写初衷：批判右翼教科书应该有正确历史教育教材

网友“报国忧无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在什么背景下、基于什么考虑着手编辑的?

[嘉宾步平] 编写这本书的动议，是从２００２年提出来的，当时，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民间团体针对２００１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批判，召开了“东亚和平论坛”。在论坛上，有的学者提出了编写共同历史读本的倡议，日本和韩国将其称为“副教材”，即参考教材。当时大家认为，不仅要批判右翼的教科书，更重要的是应有对学生进行正确历史教育的教材。既然缺少这样的教材，我们应当编写。

[主持人] 当时提议提出之后，是不是经过各国政府的审批？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嘉宾步平] 应该说没有，现在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三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是第一次。当时因为是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我们是很开放的，经常在一起沟通工作，所以我们也想把它作为民间的学者之间的交流。这个活动一般不需要政府来批准，所以我们一开始定位在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上，包括到现在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心、关注，也是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

民间学者活动：我国政府给予很多关心韩国也是一样

[主持人] 在编写到出版整个的流程，三个国家的政府在中间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做了哪些工作？

[嘉宾步平] 这完全是一种民间的学者活动，应该说和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我们三国政府间的关系中，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在民众或者学者层面，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事，这种工作在对政府的外交工作上会起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也非常提倡民间外交，如果民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做得比较好，会对整个国家关系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现在的学术环境很宽松，我们做的工作有积极的作用，没有遇到任何的障碍。相反，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的关心，韩国也是一样。

“合作的日方学者是日本社会中左边的学者”

[主持人] 参与这本书编写的三国学者主要来自哪些领域？

[嘉宾步平]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刚才说到，三国的学者平常有很多的交流，我们为什么要交流？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日本侵略亚洲国家，近代亚洲的这段历史，我们大家都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这是我们交流的基础。第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的观点和认识是一致的。所谓的基本认识是：这一段时间，特别是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韩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毫无疑问，中国、韩国是被侵略的国家，日本学者中也是分不同层面、不同集团的，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划成左、中、右。但更具体一些，和我们合作的学者是日本社会中左边的学者，他们在对日本侵略这个问题上，在战后有了一个比较清醒地认识，有反省的态度，所以我们才会共同交流。

“最近一些年，进步学者开始向右转”

[主持人] 你说参与编书的日本学者是日本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那部分人。据您了解，在现代，像这样左派的学者占多大的比例？

[嘉宾步平]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我刚才为什么说简单的分成左、中、右，它的概念有时候需要做一个具体的划分。现在我们考虑的主要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这个究竟有多少人、多少人划分，在其他问题上，他的立场会发生变化。我们就说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感觉，在日本的学者，特别是研究历史的学者里面，左派相对来说要多一些，但整体来说是比较少的。在日本侵略问题上，历史学者相对要好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要回到战后的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的历史认识的判断上。战争给日本自身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国家到了崩溃的地步，最后被别人占领。战后很多人在思考，究竟日本为什么走上这个道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期几乎毫无例外的支持日本，他们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个反省，他们把自己称为“悔恨的共同体”。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对战争有一定的认识，有一种批判。但是这种认识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站在日本自己被害的历史上，他们觉得日本遭到很多的伤害，包括原子弹，战争中的苦难，觉得把日本带到苦难中是别国的责任，其中只有一部分人认为要反省日本对别的国家造成的伤害，这种人不是很多，但是在逐渐的扩大。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者或者教历史的老师，这里面进步的人相对多一些。最近一些年，情况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在日本叫转向，一些过去的社会主义者或者进步的学者开始向右转，也是日本社会右倾化所带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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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