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把一些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断点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在心理方面，张学良自揭自短，曝光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评价方面，他对历史、政治、军事、宗教、人生都有评述，且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张学良误判“九一八”事变
读+：1928年到1931年间，身处东北，面对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环视的复杂局面，张学良的底线是什么？
杨天石：在访谈中，张学良多次说“我是爱国狂”，“我实在爱我的国家。”“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的时候，要我的命，我就去送命；要我去当兵，我就打仗。打仗为什么？保卫这个国家，爱这个国。”他主要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吧。
关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关于1928年“东北易帜”的叙述上。当时，张作霖新故，张学良面临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倒向日本的选择，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沈阳面见张学良，陈述种种理由，力劝张和日本合作。张回答说：“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他告诉张氏姐妹：“事齐乎？事楚乎？我当然得归顺中央。我是中国人，绝不能归顺日本。”又说：“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读+：“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他还是蒋介石做出的？
杨天石：关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明确肯定：“大概是9月，我是在医院下的命令。”多年来人们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不想冤枉他，一再表示，“不抵抗”的责任不在国民党中央。
读+：张学良当时怎样想的呢，为什么不抵抗？
杨天石：综合张学良对张氏姐妹所述，其原因在于：一是他的判断错误。“日本是来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没有想到大规模的（侵略）”。二是他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我们打败了，交涉你得赔偿了”，“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这些叙述，袒露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内心想法。当然后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日本当时挑衅的兵力其实是一小撮，不是日本高层通盘考虑的结果，东北军如果真敢对抗，也许不会酿成后来的局面。
西安事变秘密在于四个字
读+：在这部口述史中，张学良指出，西安事变的秘密在于四个字，他坚持先“攘外”后“安内”，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四个字的顺序有那么重要吗？
杨天石：当然重要。极为重要。张学良说：“（蒋的）主意也不是反对抗日，他就是说，头一个你非把共产党消灭。”但是在张学良看来，共产党是“剿不完”的，其原因在于“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说：“我恨透了内战。”“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他总结和蒋介石的分歧，称蒋是“安内攘外”，自己是“攘外安内”，结论是“只能想法子跟共产党合作”。在“剿共”中，张学良的两个师被消灭了，但“蒋先生对我连安慰的话都没说过”。蒋介石的这些做法，让张学良感到“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把我们去消灭”。
四个字，两个词，谁先谁后，在张学良那里攸关身家性命，因为他们等不起，担心“回不了家”。
读+：张学良的担心是否有道理？
杨天石：有。如果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东北军可能就慢慢不见了。这在当时已经在变成现实。张学良倍感焦虑。他作为东北军的统帅，无日不要考虑东北军的前途。只有“回家”他才能恢复根基，保存甚至壮大实力。在华北、西北飘荡的日子毕竟不好过。蒋介石当局可能长期不抗日，东北可能长期无法收复，东北军回不到自己的故土，自己“无根之萍”的角色越来越成为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