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瓒是元四家之首，杨维桢是元末文坛领袖，他们相知30余年，留下很多逸闻趣事，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金莲杯”的故事。
据说在一次宴饮中，杨维桢取下歌妓的舞鞋，盛以酒杯，使座客传饮，倪瓒见状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以情理推测，杨维桢不可能不知道倪瓒的洁癖，此事若属实，可能只是好友之间的戏謔而已；或出于民间杜撰，也有可能。“金莲杯”据说始于宋代，以杨维桢的身份和影响，此举的确有些惊世骇俗。陶宗仪的名著《南村辍耕录》记载了杨维桢妓鞋行酒的癖好，同时表示“窃怪其可厌”，可见当时并不常见。但此风在明清时期愈演愈烈，杨维桢实为推波助澜的巨手。
从艺术风格和处世态度来看，倪瓒与杨维桢的确迥然不同。倪瓒，书法清气照人，以楷书名世，绘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杨维桢“诗文奇绝，书法纵逸”，工于行草，存世书法中只有一件楷书。倪瓒以洁癖著称，他的藏书楼清闭阁不仅非请莫至，常人难得登堂入室，而且置鞋数百双，客人必换鞋方可登阁。而杨维桢交游广泛，接引后辈，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无日不宾，无日不沉醉”。
透过如此迥异的表相，他们在内心深处却又惺惺相惜，殊途同归。倪瓒自称“倪迂”“懒瓒”，杨维桢也在门口张榜：“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乐，恕老狂”。倪瓒自述“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贵富乌足道，所思垂令名”，在元朝时不阿附权贵，明朝建立后也“固辞不起”；杨维桢辞官归隐，先后拒绝张士诚、朱元璋的征召。在倪瓒的眼中，“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但赠杨维桢以古筝，称赞他铁骨铮铮，“白眼不受天子宣，自称臣是酒中仙”；杨维桢自述“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俦”，却与倪瓒是终身不渝的好友。他们诗文唱和、参加雅集、合作书画，留下很多艺坛佳话，流传至今的《杨竹西高士小像》由王绎写像，倪瓒补作松石，杨维桢题跋，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后人评价倪瓒的诗“一洗元人之秾丽，得陶、柳之恬淡”，其实倪瓒要洗的是心灵的尘垢，生活中的洁癖不过是反复提醒自己远离秾丽的文风和污浊的世风。倪瓒和杨维桢都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不过前者仿佛是“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在杨维桢看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金莲杯”行酒，也许只是一个有点出格的玩笑，一个好友间善意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