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内部对于两岸服贸协议的争议没有止于议场之内，反而发酵延烧出了一场学生占领立法机构的“公民运动”，使得服贸协议一时间成了海峡两岸之间的一道“夹生饭”。凡事皆有因果，一味肯定学生运动所代表的部分民意关切不足取，它是多因归于一果的结果。
实际上，反对服贸的台湾人依然对大陆缺乏了解和信任，代表了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与其说大陆所呈现给他们的印象刻板和过时，不如说大陆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复杂景象远不为他们所知。反过来，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目前发生的事件也颇有微词，而台湾的复杂多元也不广为他们所知。而这最应该归结于基于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两岸关系一直处于大陆民族意识和台湾主体意识交织冲击之中，加之官方和媒体报导有倾向或选择的推波助澜，在许多人自我意识里灌输了诸多先入为主的认知，这就有意无意中在两岸之间形成了一道隐性的交流鸿沟。当然，从“自我”的认识层面来看，这两种意识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有的可能是“大我”与“小我”的分别。因此，在服贸争议所营造的舆论场中,我们能够看到两个“自我”维度的极端或曰最大边际。
大陆以北京大学贺卫方先生的看法为最大边界。在大陆集体意识语言里，台湾“小我”是民族“大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的正当性无可辩驳，因而对于台湾的种种无法理解。贺卫方先生的看法恰恰给了大陆的“自我”以极大精神关照。他说，“台湾发生的服贸争议以及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再一次表明，那里的许多分裂都与大陆关系密切。（大陆）即便是看上去对台湾充满温情的举动，也会引发满腹狐疑……”
台湾集体意识语言认为大陆“大我”可惧，而实际上台湾以小博大又经常处于攻位，这以知名历史文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看法为最大边界。他说，“在整个抗议活动后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海峡对岸的不信任... ...”
当然，贺卫方和余英时的看法也仅代表他们各自的主观，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他们的确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创造了两岸舆论场域的最大边界。海峡两岸有时“够筹交错”，却也时常“貌合神离”，在对待对方“自我”的关切时展现出了不同的格局。解决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必须集体认识到大陆“大我”依然不大和台湾“小我”着实不小。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最要紧的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使它能在世界上生存，然后小我得以发展。”这句话时至今日仍未过时。尽管两岸交流任重道远，但是也不必“多少事从来急”，非得一步一步来。那些反服贸的学生们给活动取了个名称叫做“太阳花学运”。我只担心，已经退出议场的他们，如果过于执着此岸的自我，也会被太阳灼伤。（专栏作者 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