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大陆多地正在发生的雾霾天气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可谓祸在当代，殃及子孙。有人说，雾霾之所以生成是因为城市发展破坏了原本的风水。这种说法听起来鞭辟入里令人发聩，对于北京等超大城市来说尤为贴切，但这也似乎表明一个城市的风水既已被破坏很难被正回来，因而具有了某种不可逆性，治理雾霾便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大陆城市发展进程分化不均，城市风水说并不完全站得住脚。雾霾已经超越局部风水的范畴，它不仅存在于诸多一二线城市，而是出现在大江南北一个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城乡区域，难道这些地方的风水都被破坏了吗？显然不是，风水说只能够反映在个别雾霾严重城市的人类经济活动对于自然的塑造和影响。从本质上看，雾霾是在大陆区域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积重难返的负面外部性环境问题之一，因而也是一个重大的公共选择问题，政府领导人应该有更大的担当和能力来引导社会共同治理和克服这些负面的外部性。
现在大陆的经济形势，在新一届大陆高层看来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其实，应该是四期叠加，加上负面外部性问题加剧恶化期。在过去乃至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非但没有摆脱而且还相当倚重区域竞争的发展路径，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地方官员则以GDP论英雄，经济成就斐然同时环境代价巨大。有人就形容大陆经济就像一匹急速而又几乎脱缰的马车，它体量巨大同时又带着巨大的惯性向前飞去，新挑战和老问题并驾齐驱使得险象环生。由于环境问题这个老问题经常被忽略，因而“公地悲剧”时常发生。我们人为地自食其果，大自然终于来报复我们了。
平心而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在生存和健康这一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然而，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奥尔森教授最早发现得出的，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熟知，雾霾等环境问题就是各个利益攸关方自利的结果。如果我们问：“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奥尔森会答道：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若三个和尚“不对称”，或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这也意味着，从理论上来看治理雾霾环境问题是有解的。
大陆从来并不缺少逻辑严谨的发展理论，然而理论并不会自然生发出科学的发展模式和机制。由于政绩考核导向、任职短期化等因素，地方政府官员并非都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来做长期的全面的发展谋划，在实际决策中时常有行为短期化的趋向。直到环境问题积重难返终于爆发之时，才发现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百姓更是束手无策只得被动适应。这些年移民海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环境问题，社会精英和财富的外流也就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窥一斑而见全豹，透过雾霾我们的确还需要反思很多东西，人人为己更需要公为人人，公为人人才能更好地人人为己。解决经济发展的负面外部性环境问题，最彻底的办法不是加大管制和提高税收，而是依法提高行业环保技术准入门槛，强制动迁甚至关停排污企业。我写这篇文章应该属于“地命海心”，但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写下来。衷心期待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美好，而不是相反。（专栏作者 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