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希望可以出席明年在北京怀柔举办的APEC峰会，借此与习近平会面。他说：“如果能去，我愿意。” 不过他也说，“但这一点，中共已宣布不透过APEC(与我见面)”。当然，媒体在刊出专访内容时删略了后一句。所以，此言一出即引发了两岸热议，绿营冷嘲热讽，其团队幕僚纷纷出声引导舆论导向，大陆官方态度亦由冷处理转向有条件开放，两岸媒体和民间观点更因为立场不拘而多元。
两岸关系已经进入深水区，“习马会”能否成行也开始成为观察和考验两岸政治互信的更高指标。有观察分析认为，马英九表示愿上京与习近平会面充分体现出自己的善意，是他期望在两岸有所突破的心理表现，但也有转送“烫手山芋”给大陆的算计。台湾《联合报》社论则指出，从难处看是万重山，从易处看是一层纸。马英九若说是，北京却说否，岂是相当？“天授不取，反受其殃。”北京不可轻率对马习会说不。
然而，“习马会”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有无必要、是否必须，仍需双方研判。2013年10月间，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称，“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场合；台湾方面人士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应根据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处理。”而一个月后则称，“只要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陆持积极开放态度。”
实际上，大陆颇费心思地为“习马会”设定了条件，就是“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绝不能造成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事实、舆论或印象。无论是实质会谈还是单纯会面，都要必须符合这个条件，它才能成为两岸关系的正资产，否则欲速则不达。我们可以这样试想，如果2014年AEP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不在大陆举办，“习马会”会是一件重大而急迫的事情吗？如果“习马会”是两岸目前一件重大而急迫的事情，只能在这一次北京怀柔AEP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场合吗？
当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率团从延安出发赴重庆，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和谈。当时国共双方都是各怀心思的，国共双方代表最终还是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有的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引述这段历史的目的在于表明，两岸关系有没有一种大的历史情势和氛围、有没有一些诸如两岸和平协议这样需要两岸领导人出面的大问题。只要有这个实质，身份、地点等形式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习马会”最终能否成行，取决于双方对于政治对话的规划，及其对于两岸关系即期和远期影响的研判。从更加务实的角度来看，两岸领导人会面不应急于一时，如果为了会面而会面，正面意义恐怕也有限。（专栏作者 张鹏）
